今年2月初，笔者与同事及好友北上槟城，为张爱玲母亲在马来西亚的闺蜜邢广生老师庆祝101岁大寿。赴午宴前，在一家出版社书店Areca翻书，被一行字吸引：“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五一一号杭州旅社茶室……读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朵拉的文章，才知道在1939年，中国知名作家郁达夫曾在杭州旅社留宿，还为此行写下一首诗呢。”
从寿宴出来，槟城下午的太阳正艳，我们打车去感受“郁达夫住过的杭州旅社”。
这里是槟城所剩无几，楼下茶室楼上住宿的旅社茶室。店屋三层高，门外两根用马赛克小瓷砖拼出螺旋图的复古柱子很迷人。杨紫琼最近拉队到槟城拍摄短片“Sandiwara”，她分饰的歌女盛装走过咖啡店外的镜头，就在这对柱子前拍摄。
进去时，茶室已打烊，天花板旧风扇搅着南洋午后慵懒的风。老板娘似乎已习惯打卡游客，任我们在楼下走动参观。楼上有住客，我们只能在那七彩瓷砖砌成的楼梯口拍照。老板娘不嫌我们烦，跟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笔者读过老报人胡浪漫写郁达夫住《星槟日报》对面，问老板娘以前旅社正对面是不是家报社；她一脸疑惑。“是《星洲日报》以前旗下的报纸。”笔者补充。她才迟疑地说：“哦……不在我们对面。”那在哪里？走得到吗？“你们可以打车去，不远。走路要20几分钟吧。”只在旅社对面的旧报社，怎会要走20分钟？笔者后来才意识到她可能指现位于Jalan Macalister 67号的《光明日报》，车程7分钟，走路去要半小时。
原名中央旅社
见穿蓝绿色背心的老板出来，我们上前打破砂锅问到底。温和的老板凡知必答，不过我们隐约感到一种牛头不对马嘴感。知道郁达夫住过这里吗？他说：“我也是看YouTube上这么报才知道的。也有中国旅客来找，告诉我们……”
老板引我们到柜台后，指着两张黑白老照片说，旅社所在的房子一度是基督教会慈善诊所，槟城穷人看病不用付钱。后来他们家买下开“中央旅社”。
朵拉的《半段牛干冬》这么写：“杭州旅社在槟城，不只槟城人奇怪，1939年郁达夫到槟城出席《星槟日报》创刊发行活动，留宿此地，颇有所感，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我们站在那两张老照片前看了好久，看到旅社老板的亲人在店门口一字排开，店外有四排“中央旅社”大字，脑里大大的问号铛一声直击头顶：以前这里并不叫杭州旅社呢……
那，是什么时候改名的呢？老板也记不得了。
离去后笔者上网查旧报库。今时旅社内的时光宛如放慢了脚步，祥和安静，与那些年社会的坏治安形强烈对比。1956年3月21日，一名马来应召女郎在旅社房内被四名男子抢劫刺死，《海峡时报》报道时，这里仍叫“中央旅社”（Central Hotel）。1958年8月12日，《海峡时报》报道旅社管理员失窃3940元现金和首饰，它还叫“中央”。它首次以“杭州旅社”出现在报上，是1964年1月18日《南洋商报》一则算命师傅的广告：“要了解你一生命运／请到槟城牛干冬尾／杭州旅社”。之后是1965年8月7日，《星洲日报》报道一名青年龟公，“在杭州旅社明知故犯，依靠少女卖淫为生。”
“杭州旅社”另有其社
郁达夫1939年到槟城，“中央”快20年后才改名“杭州”。郁达夫没住过牛干冬街五一一号这家杭州旅社。
难道还有另一家“杭州旅社”？
继续搜索，发现郁达夫到槟城的同一年，果真有另一家“杭州旅社”。1939年3月15日《南洋商报》报道当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特派李耀商从星洲到槟城领事馆上任，“下榻于莲花河街杭州旅社。“莲花河街”是Leith Street中文旧称，以英殖民第四任总督George Leith命名，是当今槟城一条颇贵气的街；有蓝屋之称，吸引旅客慕名前来参观打卡的张弼士故居就在这条街上。尝试用英文搜索，找到1939年5月3日，当地英文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报道“Hang Chow Hotel”（杭州旅社）有名30岁陈姓男客在房内服腐蚀性毒物，痛不欲生——是轻生？新闻列旅社地址为3 Leith Street。
回到线索的源头，看看《星洲日报》前总编辑胡浪漫（又名胡浪曼）是怎么说的。胡氏是新加坡资深报人，1929年南来新加坡时加入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办的《星洲日报》担任编辑，1938年北上槟城创办《星槟日报》，担任编辑主任。据笔者手上资料显示，最早能清晰看到《星槟日报》报头的是1945年12月15日的报纸，社址列为“槟城莲花河八号”。胡在1986年1月19日《联合早报》发表《缅怀郁达夫先生》忆述郁达夫与《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趁12月尾假期驱车北上考察《星槟日报》，玩到1939年1月初。胡“先派人员到北海车站替他照料行李，”后携同事与槟城文人一同到码头接他。关键猛料来了，胡写：“当时的槟城并没有什么叫做旅游业，只好安排郁、关两先生寄寓于《星槟日报》对面的国际旅店。而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便责无旁贷地做了两先生的导游。”胡浪漫没提到杭州旅社，笔者揣想“国际”是否指旅社等级、水准？三号的“杭州旅社”很可能就在八号报社对面，又与张弼士豪宅比邻，中国领事都下榻，听起来没那么龙蛇混杂，郁达夫想必就住这里吧？
慢着。“国际”可不可能是旅店名字？一搜，耳际一声轰隆——当年，莲花河街上确有此店。1938年8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中国篮球队来槟举办观摩赛，“受侨界热烈欢迎……该队在莲花河街国际旅社下榻，由该社报效住宿费用。”1938年3月15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报道一名非住客男性私闯Leith Street的“International Hotel”形迹可疑被捕。郁达夫原来住这家“国际旅店”。胡浪漫亲自“护驾”，对槟城及报社周围了如指掌，说辞确凿可信。
马作家温梓川另有说法
可是郁达夫槟城文界友人，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上提供另一说法。温梓川早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便因切磋文学而结识郁达夫；郁到槟，他必尽地主之谊。温写：“（郁）元旦日抵槟城，在《星槟日报》对门的杭州旅馆歇宿了一宵，赋诗一首，就是他后来给我写条幅的那首题作‘抵槟城宿杭州旅馆／乡思萦怀夜不成寐／外舞乐不绝……’”
正陷入疑团重重之际，温又抛出一个惊人的新料：郁达夫“第二天就搬到附近的现代旅馆三楼去。”槟城文友欲在1月4日“下午5时在郊外一家酒肆宴他”，故派温亲自奉访邀请。温还原旅馆现场：“我们到达的时候，他还没回来，我们坐候了十多分钟才看见他蹒跚地上到三楼来。”郁达夫当天刚写完后来广为人知的南洋游记《槟城三宿记》，连同几首诗给温看，问他意见。温说他很喜欢郁达夫的《宿杭州旅馆》，请他将这首诗写一张条幅给他。郁达夫答：“这里纸笔都不便，我回新加坡写好了，再寄给你吧。”
“现代”并非形容旅店摩登，而确实是郁达夫下榻旅店的名字。1938年圣诞前夕“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 Chronicle”的全版圣诞广告上，可见星槟日报（Sin Pin Jit Poh）与现代旅社（Modern Hotel）在同一条莲花河街上——星槟八号，现代一七九号。可喜的是，旅社居然还在！笔者站在Leith Street与Muntri Street交界口，看见1920年创设，一七九号的“现代旅社”保留原建筑，门面修复翻新，漆上黑白两色，正如其名，现代又新颖。郁达夫在槟城真正住过的旅馆找到了！
是什么原因促使郁第二天急急搬到现代旅社？想必是第一晚的旅社“外舞乐不绝”，使他“夜不成寐”，有感写下：“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温梓川提供了一个之前都被人忽略的线索：郁达夫受不了第一家旅社环境嘈杂而搬到别处。
“见”而非“宿”
那郁达夫第一晚究竟住哪儿？笔者倾向胡浪漫的说法，认为郁初到槟城的确是下榻国际旅社，而不是杭州旅社。证据藏在郁达夫最终传世的那首诗里。《郁达夫诗词抄》收录温提及的那首诗，郁达夫手稿题写是“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与温初见或记忆里的“宿杭州旅馆”大相径庭。最关键的是：郁达夫亲笔写的是“见”非“宿”——即是在外看见，而不是入内住宿。
看郁稿上涂改、增添的笔迹，可见这是尚无定下的初稿。手稿第一首诗，原题作是“廿八年元日因公赴槟榔屿，闻有汪电主和之谣，车中赋示关楚璞兄”，但最后发表的版本不知为何却将与他同行的旅伴关楚璞删掉，改为“示友人”。不排除温极可能记错，但目前能见的手稿是不是温当初所见的？还是郁定稿前同时有不同的草稿？温看到哪个版本？当然这些都是假设。目前证据只有一个：郁达夫的亲笔手稿与最终付梓留世版本写的，都是“见”而非“宿”。
而今星槟日报和国际旅社已不在，杭州旅社又今非昔彼，文青郁达夫迷若真要朝圣，就得走一段他走过的莲花河街，和入宿他真正下榻过的现代旅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