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夜晚，笔者与新加坡驻香港张文喜总领事坐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里，聆听指挥家黄佳俊与香港管弦乐团、五位新加坡华乐团演奏家携手呈现的《图画展览会》，心中涌动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深深的感染与自豪。
这场音乐会之所以意义非凡，不仅因为演出水准之高，更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时代命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音乐究竟应该如何对话？
全球化不止于“东遇西”
穆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写于1874年，原是钢琴组曲，为纪念他早逝的建筑师友人赫特曼而作。这部作品以粗犷的笔触、大胆的和声和敲击乐般的色彩著称。穆索斯基生前并未亲自配器，却留下了一份充满想象空间的乐谱。一个多世纪以来，拉威尔1922年的管弦乐改编版最为人所熟知。然而，黄佳俊这一次所做的，不是又一次管弦乐版的复刻，而是一场彻底的再造。
他将这部西方浪漫主义后期的经典，改编为由五位新加坡华乐团演奏家与交响乐团协奏的版本。五位华乐团演奏家——笛子兼埙演奏家李浚诚、打击乐首席巫崇玮、胡琴演奏家谭曼曼、扬琴演奏家马欢 、琵琶演奏家王思元，所兼任吹拉弹打的乐器已远远超出30件。这样的编配，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宣言。
全球化，从来不是简单的“东遇西”。黄佳俊的版本以交响协奏曲形式写成，强调独奏者与乐团之间的对话。这与拉威尔华丽的管弦乐色彩截然不同。拉威尔让法国印象派的精致包裹了穆索斯基的粗犷，而黄佳俊则让华乐器以它们最本真的姿态，走入这部俄罗斯画作般浓烈的作品中。大笛的苍凉、大胡的缠绵、琵琶的铿锵、扬琴的清亮，加上那十二种打击乐器——包括黄佳俊特意融入的马来手鼓，以及模仿亚洲噪鹃的叫声——让这部作品不再只是“俄罗斯的图画”，而是东南亚的声音地图。这种融合不是妥协，而是共存；不是拼贴，而是对话。
找到全新和声语言
令我欣慰的是，尽管华乐与西乐在发声原理、音律体系和音色质感上有着天然的差异，当晚的演奏却呈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统一。五位华乐团的演奏家并非作为“点缀”出现，而是与整个管弦乐团平起平坐的对话者。
在黄佳俊的棒下，乐团不再是主，华乐不再是客。当胡琴与弦乐组同时奏出一个长音时，你会听到两种不同的颤抖——一种来自丝弦，一种来自钢弦——它们没有互相掩盖，而是彼此交融。这才是跨文化的真正意义：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让差异成为新的美感来源。这种统一的音色，不是谁迁就谁，而是在不断的磨合与聆听中，找到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的和声语言。
这场音乐会让我看到了一种更深层的连结：不是交响乐为华乐伴奏，也不是华乐点缀交响乐，而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对话。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些“漫步”段落。原曲中的“Promenade”本是在画作之间行走的主题，黄佳俊让华乐团演奏家以独奏或小型合奏的形式呈现这些段落，仿佛一位东方游人在西方美术馆中漫步。这种文化角色的互换，让听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他精心设计的叙事之中。
当交响乐团的弦乐组与胡琴展开对话，当管乐组与笛子相互应答，当打击乐声部与琵琶、扬琴一起构建节奏的骨架时，你会发现，东西方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剩下的，只有音乐本身。这种深层的对话，不是表面上的“你一段我一段”，而是在每一个乐句、每一个和声、每一个节奏中都渗透着两种传统的思考方式。黄佳俊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极其自然。
一幅“用脑子画的画”
如果说穆索斯基是用钢琴作画，那么黄佳俊就是用整个管弦乐团和五件华乐器，加上他极具远见的脑子，画出一幅全新的《图画展览会》。这不仅是一次改编，更是一次策展——他将赫特曼的画作、穆索斯基的音乐、俄罗斯的民间元素、东南亚的声音记忆，以及当代的跨文化思考，全部编织在一起。
那幅在展览中展示的图片——黄佳俊“用脑子画画”的视觉呈现——正是这种策展式思维的写照。它不是即兴的产物，而是极其精心、极其理性的编排。每一个乐器的进出，每一个音色的对比，每一个节奏的错位与对齐，都被计算过，但又充满情感的温度。作为新加坡华乐团的行政总监，笔者看到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奏家能够在这样国际化的舞台上，与香港管弦乐团并肩而立，以如此高的艺术质量呈现这部作品，内心无比骄傲。这不仅是同事演奏家个人技艺的展现，更是新加坡华乐团多年来致力于培养跨文化人才的成果体现。
当穆索斯基的“基辅大门”在五位演奏家与整个乐团的合奏中轰然响起时，笔者听到的不只是俄罗斯的赞歌，也不只是东方与西方的握手，而是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正在诞生。音乐厅里的掌声久久不息，环顾四周，看到许多听众眼中闪烁着泪光。那一刻，笔者深深感受到：好的音乐，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直接打动人心的最深处。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华乐行政工作的新加坡人，笔者深知跨文化合作的不易。每一种音乐传统都有自己的骄傲和坚持，要让它们真正融合，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上的精湛，更是心灵上的开放与尊重。黄佳俊做到了。他用自己的改编证明，当两种不同的音乐传统真正相遇时，它们可以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地域、种族和语言的界限，直抵人心。
音乐会结束后，笔者坐在文化中心外的台阶上，久久不愿离去。不禁在想：接下来呢？黄佳俊的这一版《图画展览会》，或许为东西方古典音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过去，亚洲的音乐家往往被视为西方经典的诠释者或引进者。优秀的指挥家、作曲家、演奏家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够重新定义“经典”的人仍然稀少。黄佳俊的这条路——出身新加坡，求学于国际，执棒于欧美顶尖乐团，却始终带着自己的文化根脉——无疑为后来的亚洲音乐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不是在复制拉威尔，不是在模仿西方，而是用自己的声音重新讲述一个来自西方的故事。这种自信，来自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也来自于对西方音乐语言的精通。两者缺一不可。对于新加坡华乐团而言，这场音乐会也为我们未来的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不仅要演好自己的作品，更要勇于走出去，与世界各地的优秀音乐家展开深层次的对话。
这场音乐会的意义，或许要等到许多年后才会被完全理解。但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那一夜，至少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已经听到了未来的脚步声。作为新加坡华乐团的一分子，笔者深感荣幸，也满怀期待。笔者相信，黄佳俊的这部《图画展览会》，将会成为东西方音乐融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我们有幸，见证了它的诞生。
（作者是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前官委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