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槟城，在土库街（Beach Road）经过一家叫“顺发菜种”的种子行，忍不住停下脚步，买了一些花卉和蔬果的种子，其中买得最多的，还是向日葵。
我对向日葵的喜爱，其实是从 “Teddy Bear” 这种品种开始。它属于向日葵的一种园艺变种，植株矮小而紧凑，通常不过两三英尺高，适合盆栽或小型庭院。最特别的是它的花：重瓣、密集、金黄，层层叠叠，如绒球般蓬松，几乎掩去了传统向日葵那种清晰可见的深色花盘，使整朵花看起来更像一个柔软的球体，而非一枚直面太阳的图腾。
这种向日葵之所以被称为“Teddy Bear”，并不只是形态上的拟物。它给人的第一触感，是一枚柔软的金色抱枕，体型亲切，几乎天然地吸引孩子的目光。而更深一层，它的存在仿佛也依赖于人类的耐心与善意——被播种、被照料、被等待，就像童年记忆里那只被反复修补、却始终不被丢弃的玩偶。
但这些，终究只是植物学与园艺学的描述。
我真正“认识”它，是在2019年。那一年，旅居英国的秀玲寄来了八颗种子。八颗，数量不多，却像一种被托付的可能。我把它们一一埋进土里，带着一点试探，也带着一点期待。
后来，它们真的开花了。
我至今记得那一朵花初开的样子。花心紧密而有秩序，细小的管状花以近乎完美的螺旋排列，像一枚自然生成的密码。外圈尚未完全舒展的花瓣微微卷曲，边缘带着细细的茸毛，仿佛小熊尚未梳理整齐的绒发。绿色的萼片向外伸展，像一圈安静而克制的光，把这一团金黄托举出来。
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这种花为什么被命名为“Teddy Bear”。它不是象征太阳的宏大意象，而更接近一种可以被靠近、被触摸的温暖。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母亲是个园艺高手。几乎什么到了她手里，都能长得生机勃勃。她对植物的理解，不是书本上的，而是身体性的——看叶色、摸土壤、判断水分与光照，像一种无需言说的直觉。
我在种“Teddy Bear”的同时，也给了她另一种向日葵的种子。后来去她那里时，总能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太阳”：高高低低地站着，花盘饱满，朝向一致，比我阳台上的更热烈、也更从容。
她来我家的时候，最喜欢到阳台。每次她来，我总会搬一张小凳子，让她慢慢坐下，然后对着我的那些绿植修修剪剪。她总能一眼看出哪里该疏，哪里该留，而我更多时候只是“养着”，却未必真正懂得“照料”。那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仿佛那样的画面，会一直持续下去。
母亲离开已经一年多了。
阳台的空置，也许与她有关。那些原本可以继续生长的植物，在某种情绪里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年多来，思念几乎无时不在，只是它的形状慢慢改变，从最初的沉重，变得更安静，也更日常。
直到这一次，在槟城重新买下种子。
我才隐约意识到——开始种花，也许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动作。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的修复，一种重新与时间、与记忆、与某个人建立联系的方式。
当年我种下的“Teddy Bear”开过一季之后，花朵渐渐干枯，我便小心地收集了不少种子。后来在社交平台上，许多同事与朋友来索取，我一一分送出去，像是在分发一种柔软而不张扬的希望。只是此后，除了罗伦斯偶尔提起，几乎再没有人告诉我它们的去向。
我有时会想，那些被带走的种子，是在陌生的土壤里悄然失效，还是其实已经开过花，只是无人记录，也无人述说。种子一旦离开原来的手，命运就变得沉默而不可追问。
而我自己，也留了一些。几年过去，它们安静地躺着，像被时间轻轻覆盖的秘密。因为收集的花种太杂，没有分类，我始终不太确定，那些是否仍是“Teddy Bear”。有时候甚至会生出一点近乎天真的想象——如果有一天重新把它们种下，忽然在某个清晨，跳出一朵毛茸茸的金黄小花，那会像什么呢？
也许，会像一个迟到的答案。
某种程度上，种子确实像叙事的开端——只是大多数故事，并不会有回音。而那些没有回音的部分，往往也就留在了时间里。
也因此，当我后来在东南亚各地再想寻找“Teddy Bear”的种子时，才发现它并不容易获得。我曾在曼谷试着找，却始终无果。它们更像一种偶然漂流而来的存在，带着一点远方的气息，也带着某种无法复制的时间印记。
这些年，我依然喜欢在阳台种花，但那一角已经空置了很久。日常的忙碌、情绪的起伏，仿佛一点一点把人与泥土之间的联系拉远。只是每次经过，总会有一种隐约的牵引——不是冲动，而是一种缓慢积累的召唤。
直到这次，在槟城重新买下种子。
我才意识到，那并不只是一次随手的购买。
更像是一种迟来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