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越热闹，线下越沉默。这一代年轻人，生于互联网的爆发之时，长于社媒流量的传播之中，学在冠病疫情的封锁与人工智能的井喷之际，他们从未如此紧密地社交联结，也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孤单。这种现象，被称作“Z世代孤独”（Gen Z Loneliness）。
2026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数码时代的友谊与社会结构》（Fraternity and the Social Fabric in the Digital Age）显示，约10.5%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一个亲密朋友都没有；2024年的调查也显示，21至34岁的年轻人里，超过半数坦言网上交流比线下轻松，56%在面对面说话时会感到焦虑。国家青年理事会2022年的追踪调查也发现，15至34岁的本地青年中，有18%在需要求助或倾诉时，身边没有或仅一个亲密朋友。
青少年的孤独，不只发生在新加坡。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孤独列为“紧迫的健康威胁”，并成立“社会联系委员会”。他们发现，在2014年到2023年间，全球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受到孤独影响，13岁到29岁的年轻人则感受最为强烈。据估计，孤独每小时夺走约100条生命，每年有逾87万例死亡与孤独相关。
老一辈人在甘榜交友，相亲约会，友谊情谊无须特意经营。但在新世纪的独身时代，说媒奔现太功利，高端社交太算计。人脉资源的交往，换不来真心好友，线上软件的左右滑动，也会演变成数码泡沫。年轻人的朋友，在哪里？
目前，本地有众多机构提供交友渠道和心理援助，身处孤独暴风眼的青年世代，也积极“自救”。《联合早报》走访一群“孤独的年轻人”，看他们如何用新科技造平台，以算法与数据匹配缘分，又如何办起“交友学校”，重返甘榜时代的面对面友情。在他们眼中，AI不只是单向的情感陪伴，更是一件把人从虚拟推回现实的工具。
Tangled：把主动权还给用户
2026年毕业前夕，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计算机系的杨斯竣（25岁）和南洋理工大学传播系的邓靖霖（23岁）翻着通讯录发了愁，过去几年，他们的精力全放在课业和高强度实习上，结果想不出能约谁出来逛街，或开启一项新爱好。邓靖霖疑惑地说：“在新加坡，你一生都在这里长大，你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圈子内。但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并没有转化为情感上的亲密。”
两人在Reddit发帖，问“毕业后是不是真的很难交朋友”，贴文几天内冲到5万多次浏览。他们顺势建起Telegram频道，成员也很快涨到近500人。邓靖霖在群里张罗喝咖啡、玩桌游、跑步的线下局，“大家怕在网上遇到怪人，面对面坐下，会发现大家全是正常、有趣又真诚的年轻人，我们都有同样的困境。”
受群组活动启发，两人对线上交友转换为线下社交的模式更为熟悉。4月底，他们创立的交友平台Tangled正式上线，主打“把社交主动权还给用户，而不是交给算法”。软件以兴趣爱好为接触点，每个兴趣小组上限五人，一人最多同时进三组，提供更多深聊场景。用户也须刷脸验证，保证安全隐私。
Tangled起步资金，为新科大资助的5000元。负责写代码的杨斯竣说：“我最疯的时候，一天写13个小时，学业反倒成了副业，但这是我真心喜欢的事。我们设计了吉祥物，分析出‘社交人格’，并让用户在主页展示。还有AI日程助手，它会从对话里提取线下约见的意向，并推荐附近场地，一键锁定行程。”
他回忆道：“我们本来想做匿名机制，找了100个朋友内测，却发现大家无话可说，才意识到产品最重要的是服务‘真正的人’。重新调整后的非匿名机制因为更透明，反而收获了更好的口碑。我们也观察到，年轻人其实很喜欢打麻将。”
Friendzone：开一所“闲聊学校”
比这对毕业生更早，专注交友的社会企业Friendzone已在本地深耕了整整八年。联合创办人谭俊翰（33岁）从企业辞职后和同学一起创业，聚焦大学宿舍的“甘榜精神”。“在学校大家作息相近，社区感很强。毕业搬回家我才发现，大学的联结很珍贵，整栋组屋除了看我长大的安哥安娣，同龄的邻居我一个都不认识，大家的眼睛都焊在手机上。”
他认为，当代人之间的偏见与隔阂，根源在没有交流。“我想设计一种对话，让平时绝不会坐到一起的人，能平心静气地聊天。”
Friendzone围着“社会资本”与“社交健康”做活动，以邻里、行业或人群为单位，办四五人一桌的小聚会，并用自制的对话卡牌破冰，大多数为免费注册。他们至今举办了超过500场活动，服务了逾1万5000名用户。冠病疫情期间，他们还把同住一栋组屋却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凑到线上，解封后的用户，还在其中一人家中办了场“榴梿派对”。
八年做下来，团队发现习惯了网络沟通的年轻人，面对面交流的能力在退化，于是去年开设“School of Yapping”（闲聊学校）等一系列工作坊。谭俊翰说：“友谊的核心是一条双向的轨道，真诚地讲出自己的故事，也认真地听对方讲，可现在很多人要么太害羞什么都不说，要么一开口就停不下，不给对方留空隙。”
Friendzone训练交友技巧，也提供数码时代的对话通道。活动上，一位刚从伦敦念完硕士回国的25岁受访女生说：“我回国后有了交友的断层，新加坡节奏太快，但人是社交动物，有朋友替你分担压力，日子会松快一点。在这里我能放松地广撒网，增加认识好友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只是加上联络方式，但关系就是要主动花时间经营。”
Aphrodite Project：用诺奖算法找“契合对象”
同样起源于校园的交友网站Aphrodite Project，走的也是公益路线。联合创办人刘燿玮 （Aiden Low，29岁）目前在美国科技公司Open AI作研究员，2019年，还是学生的他看到主流软件上性少数（LGBTQ+）群体的窘境，用196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稳定婚姻匹配算法”（Gale-Shapley）匹配用户，用户匿名也没有照片显示，减少隐私泄露的风险。
“我们不做让人盲目刷脸的大语言模型，而是一份60道题的深度问卷，覆盖价值观、宗教、政治与人生规划，再依据最近经济学论文里的偏好模型，在庞大的学生数据库里，为每人算出唯一一个最契合的对象。”
上线至今，它已在新加坡、加拿大、美国、香港等地为10万余人配对，用户可选择浪漫关系和柏拉图友谊，其中约五分之二线下会面，还有至少12对情侣走进婚姻。刘燿玮和15人团队日常工作繁忙，但他们都认为能够在业余时间“用前沿研究给现实世界留下一点正向的、长久的影响，这种快乐远超一份领薪水的工作。”
谈到算法与爱的边界，刘燿玮在视讯那边低头回答：“我不认为爱能被精确计算，生活多变，人充满不可控。爱之所以美，正因为它不可预测。你不能把一生交给算法，我们能做的，是给渴望连接的人一次尝试的机会。”他叮嘱用户，对屏幕另一端的人始终保存一份同理心，“记住大家是有希望、有情绪的活人。”
InterNations：助异乡人“软着陆”
在国际化的本地社会，外籍人士则经历着另一种孤独。全球最大外籍人士社交平台InterNations的新加坡分会成立于2007年前后，注册会员达8万人，核心活跃群体在1.2万至1.5万人之间。平台驻新大使彭大伟说：“对刚落地的年轻外国人而言，首要的不是找一辈子的知己，而是在陌生城市完成‘软着陆’，先有一个周末闲谈的基本圈子。”
平台每月举办300人规模的月度派对和新成员之夜，每周也有超过25个垂直小组聚会，围绕喝酒美食、周末徒步、艺术沙龙等多种主题，让30到60人的团体在活动中自然交谈。彭大伟最难忘的，是看着一个在派对开场时缩在角落的异乡人，于散场前忽然和一群人笑作一团，“一场有温度的活动，真的能改写一个人在异乡的体验，尤其是在新加坡高度紧张的社会。”
他也留意到，年轻人的友谊越来越有“流变性”和“分层化”，不再像老一辈有一个包罗万象的朋友圈，而是各归各位，“他们有一起喝酒的酒友，健身的铁友，加班的同事，年轻人因共同的事项迅速联结，也坦然接受这种平时线上聊天，有空再见面的模式。”
故知：让AI预演相遇
他乡难遇故知，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数码金融科技硕士的邹泽仁（30岁）也针对这一现象，用业余时间做出AI交友社交应用“故知”。8岁从中国吉林移居新加坡的他，至今仍体会着异乡人的社交困境。
与用照片、距离、硬性条件打分的软件不同，“故知”造了一套“涌现式缘分”：用户登录后填进基本资料、日常吐槽、爱听的歌、读过的文章，系统在后台生成一个映射你内心结构的“数码分身”，再把这些分身丢进一张虚拟小镇的地图，让AI模拟他们的多轮对话。
它不看一次性的匹配分，当后台推演出真正的深层共鸣，系统才向现实中的两人发出约见建议，并加一道人工的边界确认，让双方安全交友。目前产品还未上线，邹泽仁说：“缘分不该是一个冰冷的分数。AI在这里不是真人的替代品，而是帮你提前预演，在无数种相遇里，哪些人一旦真的碰面，值得发生缘分一场。”
年轻人自然相遇空间变少
年轻人在微观处忙着“自救”时，心理学家与学者从宏观处给出了专业意见。
临床心理学家周泳伶博士（Dr Annabelle Chow）先纠正一个常见的误解：“人们以为孤独等于没朋友。其实孤独是你‘拥有的关系’和‘渴望的关系’之间的落差。很多年轻人表面活跃，但缺乏深度友谊。”她也提出社交媒体点赞、回复动态等行为属于低付出的互动，容易诱发社交比较，但不应该妖魔化。
对AI陪伴的兴起，她郑重提醒：“AI能被训练得句句熨帖，却对情感、道德与处境毫无理解。AI伴侣本质是被设计出来的‘顺从者’，随时在线，永远赞同，从不提要求，回避了一切人际摩擦。青年期正是学着处理真实关系的时候，这里头必须有妥协、争执、拒绝和摩擦。习惯了完美无瑕的AI，再回到现实，朋友一点小缺点都会让人受不了，最后反而更孤立。”
人们以为孤独等于没朋友。其实孤独是你‘拥有的关系’和‘渴望的关系’之间的落差。很多年轻人表面活跃，但缺乏深度友谊。——周泳伶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王君毅博士（Dr Wong Chin Yi）则强调，青年的孤独不能简化成个人的心理毛病，它本质是社会结构问题，至少有三个本地化的诱因：“一是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成就焦虑逼着年轻人把每分钟都‘优化’进课业、简历和事业，挤掉了放学后闲逛、随意午餐那种没有目的的相处；二是可以不消费但能长时间聚集的非正式‘第三空间（街角、社区广场）’在城市化里日渐萎缩，年轻人没了自然相遇的温床；三是家庭这张传统的‘支持网’失效，随着单身率上升、家庭规模缩小，35至49岁未婚者也处在社交真空期，而不是更年轻的单身者。”
他分析青年的交友数据，“哪怕年轻人线上好友成百上千，社交孤立的得分照样很高。”他呼吁把基于友谊与同伴网络的社会基础设施，当成政策的主干，而非可有可无的副枝。
他警告，社会孤立本质上是“社会资本的匮乏”，会直接影响年轻人的阶层流动与社会融合。“我们应该从年幼阶段开始，将数码健康与清晰界限的教育早日纳入数码素养课程中，让年轻人学会主动为屏幕社交‘降温’。”王君毅接下来的研究重点是“翻转镜头“”，去寻找那些在同样高压数码环境下，依然能免于孤独的年轻人，了解抵抗孤独的复原力，实现精准的干预。
他也提出目前本土调查没有涉及所有年龄段，不能肯定哪一代人是最孤独的，年长人士的社交孤立也是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