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窥视与装腔
江丰收和我小学同班，他家在我家过去几个门牌号码，算是弄堂里的隔壁邻居吧。
我嫌他木头木脑，不大搭理他，但他喜欢和我套近乎，大概是看到我受妈妈差遣，经常去他家，上门向他妈妈借钱，因此觉得我亏欠他一份情谊吧。
他妈妈叫包秀凤，是他爸爸的第二任妻子。他们家独门独户住整幢老式三层楼房，可是人口众多，住得并不宽余。他爸妈住二层的前楼，他爸前妻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大三粗的儿子、另一个先天残疾整日坐在圈椅里不能走动的女儿，分别住亭子间和后楼，江丰收排行最小，和两个同母姐姐合住底层客堂，三层阁则住着生了严重慢性疾病卧床不起的奶奶。三代同堂，人满为患，而且夹带病号。
包秀凤性格直爽，和我妈妈很谈得来，三天两头晚饭后来我家串门，边使用竹制棒针飞快地勾织绒线毛衣，边慢吞吞啰嗦些家长里短，常常能坐谈上几个小时。她和我妈妈的友谊是从妈妈以前当里弄干部时就结下的，源远流长，也是弄堂里少数几个妈妈可以上个月借钱没还这个月再借几元钱救急的知心老友，现今说辞，两人可算是弄堂闺蜜。做闺蜜就有个约定成俗的“限制”：妈妈不好意思当面向她借钱，总是大白天驱使我上她家开口代劳。
江丰收的爸爸文化大革命初期风头正健，担当了城市大型工人造反派团队的头头。影响所及，我们班主任紧跟风向，叫班里的红小兵骨干以他家情况为素材，编写了工人阶级家庭妇女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动人事迹，刊登在校报上。不能说那事迹是生造的或以讹传讹，包秀凤平日里的确付出“双倍”精力，耐心照料他们家卧病在床的据说也不是他爸爸嫡亲妈妈的老奶奶，以及那个他爸爸前妻生的残疾女儿。特别是那个残疾女儿，听我妈妈说（当然转自包秀凤的口述），她被固定在圈椅内，得有人喂她一日三餐，给她擦身抹脸洗脚，收拾大小便……长年累月不辞辛劳坚持干这些活，说是怀着崇高的“阶级觉悟”也不为过。
江丰收学习成绩差，包秀凤于是提出，要我去他家帮他补课，我妈妈慨然应允，吩咐我放学后没事多去他家陪他。为我们家的财务收支考虑，我只能欣然奉命，努力执行，这就有了花边见闻。有次在他家补习完，我和他还有他两个姐姐即兴在那幢房子里玩捉迷藏，转念间我溜到楼上，慌不择路躲进了逼仄潮湿的后楼。后楼房间里有股难闻的味道，我不由屏住呼吸。借着朝向晒台开设的窗户所投进的一丝光线，我霍然看见那个残疾女儿孤独地坐在房间旮旯的肮脏圈椅里，上身衣不蔽体，下身干脆什么也没穿，中空椅子下的地盘上放着一个高脚痰盂，以让她随时大小便。她没有正常发育，骨格和肢体非常细小，胳膊外加有些异样的弯曲。她的头发很久未洗，结了块堆在头顶。同身体相比，头颅出奇的大，看上去脑壳好似被过分撑胀，薄得透明。她的眼睛也不成比例的很大，眼角周围堆着很多眼屎，像依附的虫子在爬。她看人的时候，眼白整片翻起，怪吓人的。我有点昏昏然觉得，她身体的“内分泌功能”全部集中到脑袋瓜部位了。我又再看，那张圈椅的隔板上放着一个破边的厚瓷碗，碗里剩有大半碗软乎乎灰扑扑的食物，显然她没怎么吃。我也瞄到，那只高脚痰盂里的大便已经积累超过半尺，苍蝇密集围着空档飞舞，有几只还飞到了隔板上的厚瓷碗里停留。可能得等到秽物再加高半尺，包秀凤才会前来清理。
我听见楼下的江丰收在“盲目”叫喊我，正想逃出房间，她却在半明半暗中冲我格格笑开了，还向我歪扭地挥挥小手，让我站住别走。我靠在门后，大着胆子问她：“听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这是真的吗？”她格格格笑得更欢了，稚嫩的食指像鸡爪一样点向我：“你是丰收的同学吗？”我点头，又重复问：“你是不是有三十岁了？”这回她闭上鼓鼓囊囊的大眼睛，不再答理我了。房间里的氛围更令人透不过气来。我的问话太不礼貌，惹她生气了。她的生气也像透明的内分泌。
我当场不由感到，如果说我和她都处在人类的童年，那么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后楼房间那惨不忍睹的画面，虽然是围绕着残疾女儿的赤身裸体呈现的，却使我反转开悟：人的痛苦不堪，最大的痛苦不堪，绝非仅限于肉体。
我没有将我那天看见的江丰收异母姐姐的实际情况告诉我妈妈，我不想说。
但是从那天以后，似乎是出于某种自我折射的怜悯和愤恨，我不大理睬包秀凤了。再有借钱的事，我找各种理由推脱，让妈妈打破“限制”，自己向她说明。
文化大革命中期，江丰收的爸爸继续官运亨通，晋升为区一级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动用领导干部的特权做了两件事：一是，他们一家（那个老奶奶届时已经去世了）从我们弄堂里搬走了，搬去了地段更好面积更大设备更齐全的房子；二是，由某个公家的医疗机构收养了那个残疾女儿，她余生的日常照顾有了保障，虽然她很可能活不长命。
江丰收跟着转去了其它学校，我没有再见过他。
可是有一次，我梦见了他那个残疾姐姐，她仍然半遮半裸的，坐在封闭房间里一张干净整洁的凳子上，她的“内分泌功能”不知怎么扩展到了全身，通体粉白透明。我傻站在房间门口那里，距离她几米远，她的特大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好似为了报复我以前对待她不礼貌，蓄谋已久地从她的肌体内一下子伸出好几条像章鱼身体上生长的细长柔软的吸盘（爪子），迅即飞舞过来抓住了我，我马上感到浑身冰冷，正要窒息，却听到江丰收在房门外大声喊叫我，他的残疾姐姐吃了一惊，松开了我，我则随即吓醒了。……她在梦里几乎得逞控制了我，无能抗拒的我，不是显得弱小，而是显得纯真，朦胧中依旧坚信她的不幸和无害。
非常年代，人的浑浑噩噩，有时候就是一种自救。
以上涉及到的那个“不理不睬”的题目，另有拉扯延伸，是为装腔。
文化大革命十年，从小学到中学，我义不容辞地跑腿耍嘴皮，施展青少年外交魅力，反复向弄堂里的许多“外婆”“阿娘”和“阿姨”借钱讨债，手腕口舌日臻熟练。我的亲身经历雄辩指证，“新社会”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街道弄堂，各家各户的财政，绝对是女权当道。
那么多年，我故作姿态，对那些弄堂里的上年纪女性点头哈腰、巴结奉承，只为了我家的日常运转能够持续支撑，家人包括我本人能够勉强糊口活下去。那样的青少年时代，我没有因为长期自觉的夸张练习而定型成为上海人俗称的“娘娘腔”，真的是我开朗幸运。
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公家恢复了我爸爸的工资待遇，并补发了他在过去十年里被扣的工资。我家财政彻底翻身，我这个做儿子的，再也犯不着厚颜无耻地“求爷爷告奶奶”以图苟延残喘。那时我已经是接近二十岁的“成年人”了，物极必反，我完全忘记了别人以前是在我们遇到难关时帮助我们，应该始终心怀感激，不，我在弄堂街道再碰见那些似曾相识的婆婆妈妈，每次都坚决故意地把头昂得高高的，不招呼不理睬不斜视不吐气，更不要说露出笑容了。由于那样出格的忘恩负义之举，她们无不当面背后嫉恨我的翻脸无情，纷纷告状到我妈妈那儿，妈妈也只是摇头苦笑。这不，那会儿我倒真的很有点娘娘腔了。
这种背反的心理现象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场激烈动荡的革命运动的粗鄙浮夸——仅止于片面塑造人的“性别”表演，却全方位扭曲了人的“性格”培养。
然而，相反相成，这些弄堂各处零碎琐细的遭遇和记忆，也多多少少促使一个敏感的少年人按照独立内省的方式去思索，并兼顾自我深处萌发出来的个性雏形去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