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木：以专辑为视角 回顾文艺城40载（上）

关于新马华文报副刊研究，可从两个宏观角度来看待：一是外部研究，一是内部研究。

1986年和1990年，新加坡同安会馆出版杨松年的著述《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甲集）》和《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生孙慧纹完成的荣誉学位论文《论新加坡怀旧书写中的身份建构：以〈联合早报·文艺城之岛屿书写〉为个案研究》；2020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暨大众传播学院学生李蕙名完成的硕士论文《〈南洋商报〉妇女版中女性书写场域的建构》；2022年，笔者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戒言时代：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五篇创作中的方言情怀》等，可归为外部研究。

2016年至2025年，《联合早报》出版的十本《文艺城》文选——《文字现象2015》至《文字现象2024》，11位主编编选十本《文字现象》后所写的十篇序文，依序为：杜南发《文字现象的发生》、柯思仁《阅读旅程与文学风景》、希尼尔《岛屿探索·记忆重现》、林康《跌撞跨界的身影如此迷人》、游俊豪《百年如新》、余云《文学：大疫年的精神疫苗》、林高《现象与形象，返照与开创》、陈志锐《文学小场域的大作为》、流苏《一座“城”的景深及其光影再现》、王润华与淡莹《热带天空永远闪烁的繁星》，皆可归类为内部研究。

2022年至2023年，《文艺城》推出“文学推手”系列的19篇文章，以及早报在2023年出版的《我们：联合早报口述历史》一书中，薛残白、梁明广、刘培芳、谢克、林春兰、王爱菊、杜南发、林得楠等人的口述历史，也可视为华文报副刊的内部研究。

早报的前身是创办于1923年的《南洋商报》和创办于1929年的《星洲日报》，而早报文艺副刊《文艺城》的前身，可追溯至创刊于1979年12月3日、范北羚编辑的《星洲日报·世纪风》和创刊于1981年1月1日、杜南发编辑的《南洋商报·文林》。

2015年，属于那个时代的文青柯思仁在其博客忆述：“这两个文艺副刊是殿堂级的版位，如果有文章在那里发表了，感觉就像文青身份得到认证。我只来得及在《世纪风》发表一篇散文，不久两家华文报合并，两个副刊都成为历史名词。来不及跻身《文林》之列，不免感到深切遗憾。”

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世纪风》和《文林》停刊。早报隔天推出文艺副刊《星云》。1986年10月20日，早报文艺版经过整合，采纳林得楠的建议，命名为《文艺城》。《重新整队·重新出发——代发刊词》书写者难掩心中焦灼感：“我们建国二十多年了，文学界的空白是让人汗颜的。”

为什么要回顾《文艺城》过去40年来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可先来了解《文艺城》的存在意义与价值。2013年1月4日，早报《言论》刊登一则由编辑组执笔，题为《本报致力于推动新华文学》的回应文章，文中写道：

“我们也有不少让写作人有机会耕耘文字的版面，许多写作人日后所出的作品集，其实就是在本报有限的园地努力耕耘的成果。”

虽然文中没有指明版面有哪些，但《文艺城》肯定名列其中。这份声明，说明了早报清楚知道其在新华文学界扮演的角色。

《文字现象2017》主编希尼尔、《文字现象2018》主编林康、《文字现象2024》主编王润华、淡莹对《文艺城》的下列定位，可以概括新华文学界对其的认知：

“《文艺城》作为我国华文主流报刊《联合早报》唯一、定期发表文艺作品的‘场域’，绝不是文字依附的载体，或孤芳自赏的后花园。它被看作是一个多元、多面向的文字竞技场，接纳各流派作品的展示、交流、互动与良性的文学较量。以时间为轴的规律，在时代的传承中，重塑文学在社会的意义、品味与趋势。”——希尼尔

“《文艺城》当然不是新华文学场域的全貌，只是其中一隅。只是，作为本地唯一华文大报的唯一文学副刊，和其他文学平台比较，刊期相对密集，受众面向相对广泛，都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隅既占据着特殊位置，自有其一定代表意义。”——林康

“《文艺城》作为大众化的新闻报纸副刊，呈现了主编高度创意的构想与策略，超出一般副刊的功能与使命，让社会与文学互相结合，南洋风与世界文学风格汇流。”——王润华、淡莹

四人在陈述中所提及的意义、功能与使命，就是时代赋予《文艺城》的价值与挑战。经过40年的稳健发展，《文艺城》已茁壮成长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最初编辑心中的那股焦灼感是否已消除，不得而知；但笔者知道，梳理《文艺城》的历史进程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其中一个是专辑。诚如柯思仁所言，编辑策划的作家与作品专题，提醒读者当下创作丰富而值得注意的作家，且可从中看出编辑对于新华文学场域的关注焦点与方向。林康也说：“《文艺城》改变坐等作者来稿，采取主动组稿的做法，已行之有年。”主动组稿就是策划专辑，它也是新马华文报副刊的传统特色。

本文提及的六位《文艺城》编辑为：谢裕民、刘培芳、卢小珑、林迪玞、林仁余、吴晓媛。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涵盖他们推出的专辑，也不在于评述专辑中的个别篇章，而是尝试以专辑作为一个整体，借助外在的不同视角，宏观探讨其发展趋势，思考它们与新华文学生产场域的联结与生态。

40年来，《文艺城》的专辑可归纳为三大类：一、创作与评介兼容的专辑推介新秀作者／文坛后继者；二、特定主题／文体／情境的创作；三、走近作家／编辑的访谈／评介／特写类。

从1988年至2022年，《文艺城》推出四次引人瞩目的新秀／文坛后继者专辑。前两次专辑突出作者身份的本土性，后两次专辑则更重视作者的创作能量，完成从本土性到大融合的蜕变。35年内，《文艺城》的四个新秀／文坛后继者专辑带领读者见证新华文坛四个世代43位作者在写作上的整体风貌。

为了给年轻作者更大的发挥空间，1988年，谢裕民策划“年轻族群”系列，为12位文坛新秀提供版位发表创作。谢裕民在完成策划和联系工作后，将后续编务交给接编的刘培芳处理。同年12月4日，刘培芳在《文艺城》预告“年轻族群文艺出击”：

“在传统与现代交织，文艺面临考验的今天，12位年轻人秉着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与期待，将在这微寒的岁末相继登场。……他们将以现代的笔，参与保留这源远流长的文艺传统，共展未来。‘年轻族群’系列将从明天起，陆续与大家见面。”

作为专辑形式在文艺版推出新秀作品，这在新加坡华文报史上应是第一遭。跨年刊登的新秀专辑包括：蔡深江作品、洪笛作品、伍木《走过一片森林》、圆醉之《走在诡异世界的寂寞人》、柯思仁《生命的探索者》、殷宋玮《其实你也认识他》、乔克岑《年轻的心已习惯落拓》、采凡音《激情之中见委婉》、洪振隆《生灵的感动》、木子《愿煮一壶豪情》、黄广青《灵性在呼唤》、韦铜雀《青春善感的痕迹》。

刘培芳在专辑中安排不同的评论，例如，在洪笛、采凡音、木子辑中，穿插笔者的评论《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洪笛的小说》《踽踽持踱——采凡音的诗路》《感官末梢——木子的诗歌印象》；在伍木辑中，穿插木子评论《一个“问题少年”——伍木诗作印象》。

1989年1月22日、23日，《文艺城》连载林康《〈年轻族群〉系列扫描：从园林一隅窥见生机》一文。他表示，这一代写作者心里想的是些什么，思想态度有什么特点，关注的焦点在何处，这是新华文学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

2004年，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刘瑞金主编的《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新华新生代作品选》，展现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出生的22位年轻作者的99篇文学创作。时序来到2014年，这群新生代中的11位70后作者：周德成、方伟成、陈晞哲、荆云、陈华彪、陶宗旺、黄浩威、郑景祥、刘瑞金、陈志锐、柯奕彪，连同另外三位70后作者：黄凯德、张国强、非心，成为当年9月2日至11月11日《文艺城》“七十年代”作家系列的推介对象。谢裕民在引言中宣示：

“七十年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新加坡在风云万里中立起。七十年代的新加坡，国内相对的安定，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教育一直在调整与改革中，出生于七十年代，面对的最大变革是语言政策——母语转为第二语言。变革中，文学最寂寞。只是，寂寞的文学花园仍偶见新苗。根在。……守住寂寞，守住文学……七十年代已是社会中坚分子。”

2013年4月，《源》杂志第102期发表我的议论文《新华文学后继有人》，上述14人中的12人被我形容为“‘七零后’创作力强的本土代表性作家”。他们大多崛起于1990年代初期，成长于新千禧年之后，创作量在2010年代达到巅峰，并在文学社团和文教机构担任要职。由于他们已不再是文坛新秀，所以，“文坛后继者”的称谓或许更贴切。

专辑中的郑景祥散文《一条简单的路》，阐述作者在新加坡的语境下，自小学习中文的心路历程；结合他在2006年3月2日《文艺城》发表的散文《失语的皇朝》，其所树立起的华文价值观不言而喻。非心散文《组屋底层》表达作者对刚过世的父亲的无尽思念，但这种思念并非放任情绪自我裹挟；在重温此文时，笔者联想起2003年12月2日她发表在《文艺城》的散文《沉默的绝响》。刘瑞金散文《书屋》作于2014年9月，2018年，笔者把此文编进新加坡书籍理事会出版的《情系狮城：五十年新华诗文选》。

可惜荆云在2018年11月28日英年早逝，同年12月4日，《文艺城》推出“最后的篇章：荆云散文辑”，挑选她在当年9月至11月投寄的其中四篇散文作为纪念。

此专辑的推介文书写者，不少是活跃于文坛的作者，包括殷宋玮、叶莎（台湾）、汪来昇、陈宇昕、柯思仁、学枫、林高、林康等。殷宋玮和柯思仁是年轻族群作者，在此专辑中变成推介人，分别为黄凯德和黄浩威撰写推介文；而为张国强撰写推介文的汪来昇，在一年后的“后转调世代”系列中变成受推介者（孤星子）。

周德成、陈志锐、黄凯德后来获颁新加坡文学奖。中流砥柱的70后作家不仅对新华文坛有推介的必要，对马华文坛同样具研究的意义，这从马来亚大学学者潘碧华、张惠思、何启才编辑中的《自我的建构：20世纪70年代马华作家论》一书可见端倪。

2015年5月8日，《文艺城》推出“后转调世代”系列，推介十位年轻作者：周昊、陈济舟、孤星子、嬥淳、陈维彪、吴剑晓、沈斯涵、梁海彬、陈素蕊、陈嘉炜，结合作者的文学创作和陈宇昕的十篇推介文。谢裕民在引言《转调后的世代》中语多期待：

“……（他们）当中以80后为主，也有两位90后；不一定是新加坡籍，但都在本地写作。他们都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大多从小学开始，也有从大专起的，共同经历的，是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教育大环境，遂以‘后转调世代’为系列主题。……成长在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大转调之后，华文创作会是怎样的面貌？或许这份名单能提供一个侧面，激发一种可能，也作为一次契机。”

《文字现象2015》主编杜南发在该书序文中赞许此专辑“延续《文艺城》引介年轻作者的传统，显示本地华文写作界在环境迅速改变下的新风貌，让大家看见本地文学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希望，别具意义”。专辑中嬥淳小说《南风》、吴剑晓小说《日光崖》入选《文字现象2015》，杜南发点评：“嬥淳《南风》写女佣‘失踪’，以三月南风，点串时间与人事的变化，情景流转，文字清纯如一篇淡雅的散文。”

两位90后作者是吴剑晓和陈嘉炜。陈嘉炜在2014年即已崭露头角，“要找自己独特的声音”的他学成后成为执业律师，2023年出版小说集《寻找鬼佬黎》。

2022年2月4日，《文艺城》推出“小说m世代”。谢裕民在引言中写道：

“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就连身份、语言也都可以是多元、层叠、矛盾又融洽的状态。‘小说m世代’系列向七位本地年轻写作者邀稿，请他们以短篇小说展现各自关怀，与时代对话。”

此专辑旨在提供版位给20岁至31岁的七位作者发表数千字的小说：陈凯宇《野生动物》、何颖舒（随庭）《面包浮雕》、潘靖颖《成为阿特拉斯》、林艺君《白光》、陈楠《梦之四部曲》、陈沁霖《欢迎光临，微笑宝贝》、刘元菁《绝对占优相对自由》。

这是《文艺城》第一次在推介新秀作者时，要求创作特定文体的作品。作者们也在回答五道问题时透露各自的小说观。《野生动物》《面包浮雕》《成为阿特拉斯》入选《文字现象2022》。主编陈志锐在序文中指出：

“‘小说m世代’系列有着刺激与诱发青年写作人挑战新世代书写的正面意义。……虽然人数不多，然而纵观整个m世代系列年轻作家的才情，还是让我们欢欣鼓舞，且对新华文学未来的写作保持期望的。”

除陈楠是00后外，其余六人都是90后。除随庭外，其余六人都曾是早报副刊《字食族》的专栏作者。早在2015年，随庭即已凭借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小说组和金笔奖华文小说组的双料首奖进入公众视野，得奖作品《老店》和《孕鱼》先后发表在《文艺城》，并获杜南发垂青，入选《文字现象2015》。他在序文中指出，此二文“风格迥异，文笔随叙事而变化，表现作者舒展自如的多样化功力”。2015年笔者担任第17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小说组评审，对《老店》印象深刻：“《老店》渗透浓重的在地沧桑感，人物典型鲜明，情节虚实相生，布局疑幻疑真，在感性的历史推演中不失理性的预设。”

一年后，陈凯宇、随庭在“地球日系列”放光彩，潘靖颖也在日后的“女性文学”专辑爆发创作力。掌握双语是他们最明显的特征，2024年和2025年，文学多面手林艺君和潘靖颖先后在城市书房的首两届“我的第一本书”计划下，出版诗集《新房客》和短篇小说集《柠檬》（后者入围2026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小说／散文组长名单）；好学不倦的她们之后一起修读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创意写作硕士课程。2026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硕士毕业的陈楠，其少年科幻小说《迷失基因城：小玉的畸因之旅》面世，列为中学华文课程泛读丛书之一。

从1988年至2022年，《文艺城》推出四次引人瞩目的新秀／文坛后继者专辑：“年轻族群”以60后居多（一位50后），“七十年代”皆为70后，“后转调世代”以80后居多（两位90后），“小说m世代”以90后居多（一位00后）。前两次专辑突出作者身份的本土性，后两次专辑则更重视作者的创作能量，完成从本土性到大融合的蜕变。35年内，《文艺城》的四个新秀／文坛后继者专辑带领读者见证新华文坛四个世代43位作者在写作上的整体风貌。

顺带一提的是，“年轻族群”60后的洪笛在1990年出版口碑不错的小说集《雪探》，其90后女儿洪双的英文诗集“How to Live with Yourself”入围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英文诗歌组及英文最佳首部作品组，呈现新加坡两代写作人的文学基因以不同语种传承的代际景观。

在《文艺城》推出的诸多专辑中，以特定主题／文体／情境的创作居多。

1998年5月21日至12月7日，《文艺城》推出“游子系列”，林迪玞邀约因工作或求学等原因而旅居海外的数位新加坡年轻作者撰文，展现各自的游子心境：殷宋玮《威治菲尔德书简》、佟泠《时序无梦》、柯思仁《以诗和春光佐茶》、学枫《异质风景之望穿情思》、黄浩威《游离梦魇在古城》、林兴利《星光闪烁》等。

殷宋玮当年发表在专辑上的五则《威治菲尔德书简》：《独处》《雾中风景》《阳台》《后殖民苍蝇》《杨柳依依》，收入其在2004年出版的散文集《威治菲尔德书简》。2014年，柯思仁出版的散文集以《以诗和春光佐茶》作为书名，周粲说：“读这本散文集时，除了能欣赏文笔，品味大大小小色彩错落的彩色图片，也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经验。”

当时长驻东京工作的学枫，身处异国，能让他心神缭绕的始终是中华文化，尤其是“那些间中穿插了汉字的名称”；这样的书写，与他“学生时代就中了文学的毒，如今在文字和数字间窜行，数字是生活碗筷，文字是精神米饭”的自洽不谋而合。

带着建构新华文学本土书写传统的信念，2002年7月18日，林山楼以《从一条街巷开始书写岛屿》一文为《文艺城》征稿。

“……《文艺城·岛屿书写》邀请各年龄层写作人，点亮回忆的灯，用文学的笔，书写我们这个岛国的大街巷弄；它必须曾经丰富生命的意义，引领脚步走过生命的重要转角，在生命线上永留成长的烙印。”

2002年8月8日至2003年8月28日，《文艺城》发表18篇岛屿书写，包括林容婵《一条流动的情愫》、李慧敏《摇滚的河》、流苏《重读一条街的历史情境》、黄凯德《欲望地志》、景祥《再见葱茅园》、潘家福《马路家族中的爱智者》、清哲《沉郁顿挫的路灯》、希尼尔《浮动的童年》、董农政《听一条街》、伍木《在岛屿的南端》、彭世灼《芽笼，新加坡京华所在》、林高《我与静山路在时光隧道聊天》、艾禺《自从一位公主走过》等。

中国评论者石鸣在发表于《新加坡文艺》第90期的《城市化进程中新华作家的本土写作与文化想象》一文中指出，这些作品“基本上覆盖了新加坡历史记忆和人文景观比较丰富的地域的一半”，“不仅涉及到具体的建筑、景观和生活场景，而且触及到精神和心灵活动等领域”。

2018年，笔者把《再见葱茅园》《浮动的童年》《听一条街》《我与静山路在时光隧道聊天》编进《情系狮城》中。2026年3月，董农政以《听一条街》为书名的散文集面世。

2016年7月21日至8月2日，《文艺城》推出“同来作伙”专辑。谢裕民的引言：

“文艺界不时会出现一些引人注目，却不知道‘来者何人’的作者。基于此，我们希望‘同来作伙’专辑能介绍一些作品引来关注，却还没被推介的作者。这系列只介绍四人，他们是清哲、蔡素君、伊蝉与克斯。”

此专辑每一期发表作家一篇有分量的作品，辅以专访《乐在诗与散文的紧张状态中：清哲在生活中提炼诗意》《七年写长篇小说，再翻译成英文：蔡素君的文学挑战》《打造文字的奇迹：伊蝉的秘密载体》《刀光剑影中的女生：克斯在新加坡开始》，让读者对这些作者的心路历程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蔡素君在同年1月中旬连载于《文艺城》的小说《伶人小传》，因“格局宽宏，布局精巧”而获得柯思仁垂青，不仅收入《文字现象2016》，且列为《文艺城》年度作品。2025年，在城市书房“我的第一本书”计划下，蔡素君的短篇小说集《物化及其他》面世，且入围2026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小说／散文组长名单。

杜南发在《文字现象2015》序文中特别提及克斯（潘佩冰）：“克斯武侠作品《戏法师》所创造的‘百戏门’这一构想，亦大有发挥空间，可衍化出如温瑞安‘四大名捕’这一路江湖传奇。”他表示，这回虽“忍痛”不入列，但对其未来的创作能量可期。2024年，潘佩冰在城市书房的“我的第一本书”计划下，出版武侠小说集《路过江湖》。

1992年7月27日至11月1日，《文艺城》以“文字黑店”为名，以方块形式推出蔡深江的33篇散文，第一篇散文《年代》推出时，卢小珑还刊发她与蔡深江的问答录《蔡深江创作笔谈——幻想的安分守己》。24年后，2016年9月15日至29日，《文艺城》推出“性灵絮语”专辑，发表三个世代五位作者的散文创作：胡月宝《人生若只如初见》、林康《1963与人文事书》、流苏《饮酒纪事》、林高《捡起记忆的断片》、牛油小生《乞巧列车》。专辑中也发表作家对散文写作的简短看法。谢裕民的引言：

“白话散文发展之初，受英国随笔启示，周氏兄弟无论‘魏晋文章’或‘晚明小品’皆留文影；Essay于五四期间除了译成随笔、小品，也作‘絮语’。中国文学抒情为传统，散文亦趋向‘抒写性灵’。散文发展源远流长，我们仅取‘性灵絮语’展示各家文采。”

上述五篇散文中，林康《1963与人文事书》“因有小说般的精彩构思布局”而受柯思仁青睐，入选《文字现象2016》。胡月宝《人生若只如初见》把读者带回当年台北的留学现场，是陈志锐主编《双岛记：从宝岛回狮岛》的选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