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我上辈子来过昆明。
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生生世世、隐隐约约、恍恍惚惚的。这样的感觉，一半来自汪曾祺（1920－1997）。
还是亲切地唤他汪老吧。
汪老是江苏高邮人，昆明是他青年时求学的地方。他在昆明度过的七年（1939-1946），记下市井人情、花果饮食，还有那些可可爱爱的师友情谊，每粒字都有光有影、有饭有香。
我循着文字去昆明。
初来乍到，最想去的便是翠湖，还特意选了一家面向翠湖的酒店。
翠湖的水是活水，雨季不会水漫金山，也不会水瘦如线。湖水浅不过腰，老昆明人笑言：“没有人会到翠湖自杀。”
有次起得早，到翠湖公园遛弯儿。有个拉小提琴的年轻人，歪七扭八的琴声，像一只被硬生生扯上树的猪；还有一头白发的老人拎着小喇叭，对着满池荷花指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大家自得其乐做着自己的事，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翠湖进行光合作用。
“然而说到翠湖，这个比喻还是躲不开。只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非常贴切。”——汪曾祺《翠湖心影》
湖边有座像道观的图书馆，环境清幽，侧院种满白茶花。当时学校还没开学，他几乎天天泡在这“花天书地”里。
汪老后来回忆，这里的借书方式很有意思。藏书都在楼上，楼板凿了个长方形的洞，用绳索吊着一块木盘。借书人填好书单后，放进木盘，再拉一下铃铛。“当啷当啷”，木盘晃晃悠悠地升上楼去。过一会儿，楼上铃声又响，木盘载着书，慢慢地降下来。这样古老的借书方式，汪老说，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翠湖图书馆后来变成云南省图书馆，又因城市建设而被铲平。肉身虽已消散，但“当啷当啷”却还在文字里余音缭绕。
翠湖是一片湖，也是一条路。
从翠湖西门出来，一头便扎进文林街。这里曾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路两旁是梧桐树。别走太快，不然会错过大象、橡皮和纸布石书店。这三家风格迥异的独立书店，门脸不大，却也别有洞天。我喜欢在这里翻云南作家的书，这是了解一个地方最快的方式。
沿路还有咖啡馆、小酒馆，随便找家门口有梧桐树荫的坐下，喝口透心凉的木瓜水，风在手边，心是薄薄一片云，快乐似神仙。
吃了一碗豆花米线，配上红油的辣、黑酱的甜、冬菜的咸、豆花的嫩、花生的香、韭菜的鲜。拌匀后，嘬嘬溜溜，热热闹闹。
继续走。
离翠湖不远，有一条更窄、更安静的坡路，叫“先生坡”。
明清科举时期，云南各地秀才都要来此赶考，他们通常在坡旁的驿馆歇脚。秀才以前也被称为“先生”，这些秀才在坡上来来回回地走，便有了先生坡这个名字。
这名字取得真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群读书人走过的坡，就这样叫了几百年。
先生坡短短百余米，蜿蜒清瘦。“之乎者也”早已被吹散，但它依然是昆明九巷十三坡最有名气的存在。如果把翠湖比作城市的肚脐眼，辐射开来还有沈官坡、北仓坡、贡院坡、丁字坡、小吉坡、西仓坡、荩忠寺坡、学院坡、篦子坡、永宁宫坡、牛角坡、熟皮坡，还有登华街、黄公东街、钱局街。光是念出这些名字，便能感受旧时昆明的样子，各有烟火。
绕了一圈又回到翠湖。
看过不少的湖，但像翠湖这样的位置并不多。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藏着这样一个林木幽深、湖光潋滟的园湖。翠湖周围适合漫步，咖啡馆、面包店、酒吧、书店，人事有代谢，唯翠湖还是翠湖。往来成古今，对昆明人来说，翠湖是一个安然、怡然、悠然、淡然、浑然的地方。
我喜欢走路，昆明适合走路。
往翠湖西北方向走约500米，穿过几条老街旧巷，便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旧址，就在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汪老是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学生。读书五年，教书两年，除了家乡江苏高邮和北京，昆明是他一生停留最久的地方之一。
汪老说过，没有西南联大的七年经历，他恐怕不会成为作家。
“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 ——汪曾祺《七载云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日寇的烽火下，平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翌年迁往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
三所顶尖大学，一群教授，几千名学生，在战乱中搬到昆明，继续教书读书。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陈寅恪……这些在文学史、学术史上名声响当当的人物，都曾在这里执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曾参与联大校舍的设计工作。
我一直对西南联大的课堂很好奇。
据汪老回忆，性格刚烈的闻一多教楚辞、唐诗、古代神话。他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讲课时，思想、逻辑、才华，都有一种美。沈从文则不同。他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讲课从不引经据典，凭自己的直觉说话，讲得很诚恳，甚至有点天真。
西南联大中文系多数教授讲课很随性，但朱自清例外。他教宋诗比较严，要交读书笔记、背书，还要考试，小考、大考。汪老不喜朱自清的上课方式，经常逃课。
汪老的儿子汪朗记述，父亲年轻时文采拔尖，深受闻一多与沈从文喜爱，却也不是个听话、循规蹈矩的学生，还时常睡懒觉而缺课。当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结果遭到拒绝。
朱自清的理由是：连我的课都不上，还想当我的助教？
西南联大的可贵，是自由的学术风气。老师上课怎么上、怎么讲，学生怎么选课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师生论道，随处可见。很难想象，在日军空袭的威胁下，吃不饱穿不暖，依然有一群人追求真理与智慧。
如今，旧址上还保留着一间西南联大的教室，并注明建于1939年10月，长16米、宽5.8米。屋顶用铁皮遮挡雨水，墙是土墙，窗是凿出的方洞。
我想象下雨时，铁皮屋顶被雨水打得乒乓作响，掩去了先生讲课的声音。铁皮有孔，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学生望向窗外出神。那些充满才气的脸，在清脆的雨声中闪着思索的光。
我感觉自己就是那片铁皮、那场雨、那张桌子。
教室隔壁是一座博物馆，记录着西南联大办学八年的岁月。从三校南迁，一直到抗战结束、三校北返，玻璃柜里摆着毕业证书、课表、手稿、照片、行装。
我站了许久。
尤其喜欢看那些师生的黑白合影。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他们穿着朴素的长衫，有的神情严肃，有的眉眼灿烂。他们不会知道多年后，会有个陌生人站在这里，仔细端详他们的脸。
这是一座书声琅琅的碑。
从清澈到迟暮，是时代远去的幻影。但在西南联大的深处，却也是永远鲜活的一天。如果读书有天堂，大概便是西南联大的样子。
一座城市有了历史，便有了属于它的气质。在我看来，昆明是一座有书卷气的文学之城，这里有不少新潮的独立书店。但如果谈到书香往事，东方书店肯定是绕不开的。它就在文明街52号，距离西南联大旧址不远。
1926年，胡适的学生王嗣顺创办东方书店。后来，随着西南联大师生来到昆明，这里也成了谈文学、聊人生的精神庇护所。
汪老是这里的常客。
没钱的时候，他拿着英文字典变卖给书店，换一顿包子或米线。百年后，我看见书店门前那块旧地砖，想到自己与那些文豪站在同一个地方，心里便止不住地激动。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东方书店的书很多，新的旧的都有，我们常去那里站着看书，一看就是半天。”——汪曾祺《读廉价的书》
红漆木门，黑底金字的牌匾，一道沉稳的结界，将吵吵闹闹的大街隔绝。我喜欢挂在门前那句：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这话出自清代嘉庆年间状元、礼部尚书姚文田的家训名联。
书店有两层。一楼是收银台、咖啡甜品和文创商品。通往二楼的是一道复古的螺旋楼梯，有林徽因、汪曾祺的书房可参观。
这里还有书信、随笔和一些只供店内阅读的旧书。靠窗有桌椅，不赶时间的话，坐上半天确实也是可以的。
我喜欢这样的书店。它不急着让你买书，慢慢翻，慢慢看，看到喜欢的段落，停下，想一想。
书店有自己的偏爱和洁癖。它对选书的原则是：成功励志不卖，心灵鸡汤不卖，成仙修道不卖，养生保健不卖，发财宝典不卖，禁闻野史不卖，算命卜卦不卖，厚黑谋略不卖。
书籍分类也很有意思：“民国风度”，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士人风骨”，收录那些已经绝版或不易寻得的旧书。云南风土、经典文学、学术著作、人物传记，各有位置。
今天的东方书店，自然已不是汪老当年站着看书的书店。不论时代换了多少人，唯有读书这件事，依旧是人间好事。
我坐在临窗的位子，看见尘埃在光中浮动。想起汪老的前半生：抗战、流亡、劳动改造。他不否认苦难，也不刻意渲染苦难，只是把善的目光留给花草、食物、街巷、普通人。生活再苦，到了汪老的笔下，也能啜出一口香甜。
忽然理解，乐观主义的人，从不给自己的痛苦套上时间和解释。就算世界关掉了灯，心里也总有一处亮着。
从翠湖到西南联大，再到东方书店。汪老走过的昆明，我终究无法抵达。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