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公出殡那日。
“是白蚁。”父亲跪在草席上，膝盖边散落着烧了一半的金银纸。他的声音干瘪，像一张揉皱的新闻纸。“这屋子的骨头，早就酥了。”
我不信。白蚁吃木头，可这声音，分明是从阿公那口棺材里传出来的。
阿公是个哑巴。或者说，他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主动交出了舌头的使用权。那是1987年，一个充满噪点和空白的年份。自那以后，他便枯坐在书房里，守着那几架子发黄的旧书。
我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书房门，霉味扑面而来，混合着一种奇异的甜香——那是纸张腐烂后的费洛蒙。
书架空了大半。剩下的书，只有书脊还勉强维持着形状，手指一触，就像被抽走灵魂的躯壳般塌陷下去，化作一捧灰白的粉末。那些《古文观止》《鲁迅全集》，甚至那一叠叠手抄的胶园账簿，全都没了。
地板上，爬满了肥硕的、半透明的白蚁。
我蹲下身，借着昏黄的钨丝灯光，看清了它们肚子里的东西。那不是木屑，是墨汁。它们透明的腹腔里，翻滚着黑色的流质，像是一行行被打散、被咀嚼、被强行消化的方块字。
有一只白蚁正费力地拖拽着一张残页，那是半张繁体字的讣告。我眼睁睁看着它那钳子般的口器，精准地剪碎了“显考”二字，然后吞入腹中。
“阿公喂了它们三十年。”母亲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洗澡水，那是给死人擦身用的，加了柚子叶和酸柑。“他说，有些字太重，留着是祸害，不如喂了虫，变成屎，拉在土里，才算落地生根。”
我的胃里一阵翻涌。
小时候，阿公最喜欢抱着我，用粗糙的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字。写“雨”，写“家”，写“根”。水迹干得很快，字一消失，他就急促地用手语比划，指指天，指指地，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呜咽。
那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他在教我一种会消失的语言。
如今，他躺在棺里，而那些吃了一辈子汉字的白蚁，正沿着棺材底部的缝隙钻进去。
我冲过去想掀开棺盖，被父亲一把按住。“别动，”父亲的手劲大得吓人，眼里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恐惧，“让他带走。”
“带走什么？”
“带走那些字。”父亲颤抖着点了一根烟，火光照亮了他苍白的脸，“白蚁不吃木头了。阿公死前把身上涂满了墨汁。他是要把自己喂给它们。”
轰隆一声，雷声滚过屋顶，锌板震颤如破锣。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棺木里传来巨大的咀嚼声。那不是在吃肉，而是在进行一场神圣而残酷的献祭。成千上万只白蚁，正将阿公那具写满了历史沧桑的肉身，连同他记忆里那些无法言说、不能刊登、已被查禁的方块字，一点一点地拆解、吞噬。
它们吃掉他的沉默，吃掉他的愤怒，吃掉他作为“马华”的最后一点骨血。
出殡时，雨停了。
抬棺的仵作嫌棺材轻，说像是抬着一盒空火柴。路过村口的红毛丹树时，一只肥大的白蚁从棺材缝里掉了出来，落在我的黑皮鞋上。
它通体漆黑，不再透明。它抬起头，那两根触须微微颤动，似乎想对我说话。
我一脚踩了下去。
鞋底传来一声脆响，那是文字碎裂的声音。我抬起脚，看见柏油路上留下了一滩黑渍，像极了一个变形的、无法辨认的汉字。
那是阿公留给我的遗书，也是这个国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判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