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唐人写《佛遗教经》残卷——千年古经前世今生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与中国敦煌研究院联办的重磅特展“敦煌：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是敦煌十余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展览，展现千年前丝路多元文化的交汇共存，特具意义。

个人有缘，那些年有幸收藏古本写经残卷一轴，旧装裱，是60年代初北京文物商店旧藏，当年红字贴纸犹存，题签上写着《心戏论》及写有“唐人写经（残）”，应为上世纪初出自敦煌藏经洞。

开卷所见，篇幅并不大，纸高14.5公分，长度55公分，行楷墨迹，写在唐人经常用的染黄皮纸上，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格式之一。

经文首尾皆残，仅存四段，前段存二残句，后段存三行字，中间则完整保存两大段经文。

残卷起首还残留有“心戏论”三字，或许如此，当年经手人就误以“心戏论” 为名题签，断句取义，而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中并没有一部名为《心戏论》的独立经轨，细阅才发现它其实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佛遗教经》！

此经有何特别？

佛经卷数，一般不少，但这部经文却只有一卷；且写法和一般不同，各佛经每个段落的开始，往往都是“如是我闻”这句话，意思为“我是这样听到的”，也就是各弟子们讲述自己从佛陀释迦牟尼那里听到的说法。这种记录方式，是因为印度早期宗教，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咏诵方式讲授流传；释迦牟尼生前传教方式也一样，后来的佛教经典，都是在他逝世后，弟子僧团们在几次结集大会中，根据大家听闻记忆整理，才会有如此特别的记录方式。

这卷《佛遗教经》每段开头，却都是“汝等比丘”，意思就是“你们各位比丘们”，完全是以上对下的长者嘱咐口吻，和一般佛经很不一样。

为何如此？

原来这部《佛遗教经》，是释迦牟尼逝世当天晚上，向身边弟子的最后一次讲话，等于就是他所亲自口述的一份最后遗嘱！

据记载，佛陀释迦牟尼在世间传教49年。在西元前543年，80岁的佛陀带着众弟子，从王舍城渡过恒河。在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他和弟子走到了拘尸那迦罗城外的娑罗双树林，便选择在树间处，作他入灭的地方。

这地方，就在印度北方邦的库什那加镇，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当时这里建有一座涅盘寺。19世纪时，一支英国考古队根据玄奘的记录，在这里发掘出那座古庙，证实这是佛祖去世之处。

在距今2500年的那个夜晚，黑夜降临，佛陀以吉祥卧（右胁侧卧）的姿势，卧在娑罗双树之间由阿难以僧衣铺设的床上，弟子们围绕在四周，大家都黯然流泪。这时，风息林静，鸟兽无声，树间偶而有水珠滴落，仿佛整个世间都是一片寂寞萧条的景象；身边弟子看见他病势沉重，都十分难过，大家于是公推阿难向佛陀作最后请示，问题包括在他涅盘后，佛教僧团应该由谁领导、还有应该如何继续管理和发展等等。

佛陀神态安详，和平常一样，静静地向诸弟子说出了最后的遗教。在树林里，所有弟子僧众都屏息静心，聆听佛陀最后的法语。佛陀的指示，就是著名的“佛灭度后，以戒为师” 。最后佛陀问大家是否还有不解的地方，可提出来问，连续问了三遍，确定大家都没有疑问了，佛陀才说出：

“时将欲过，我欲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诲。”

这时，正是半夜，一轮皓月当空，天地澄明，佛陀释迦牟尼说完最后的一句话后，就安然入定，进入涅盘。

依佛教说法，佛陀逝世，称为涅盘（早期也翻译为“泥洹”），这是一个有关生死观念的重要课题，还形成了佛教一个重要的宗派“涅盘宗”。

有关佛陀释迦牟尼“涅盘”和“遗教”的经典，主要有《大般涅盘经》和这卷《佛遗教经》。

《大般涅盘经》分量大，多达40卷，它以如来入灭为主题，叙述佛的沿路游化，最后到拘尸那及作最后教诫的经过，内容较丰富详细。这部经的结集流通时间比较早，是早期佛教声闻各派所传，也是“涅盘宗”的重要经典。

《佛遗教经》的篇幅却很短，只有一卷，内容精简，仅记录佛陀涅盘那一天晚上，在树林中的最后遗言。

佛陀逝世后，弟子僧团第一次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结集经律。但在初期结集的《阿含经》里，主要是集合各弟子忆述及确定他们在佛陀生前所听闻的各种大小经文，对这件以佛陀最后垂诫的师徒之间的“遗嘱”，并未被采录为独立经典，而是以当时印度原始宗教完全依靠口头传诵的偈颂形式，在印度西北地区地方流传。早期著名印度高僧世亲就曾为它写赞和经论。

这一卷经，是最早被翻译传入中国的佛经之一，翻译者是著名高僧鸠摩罗什。

公元5世纪初，正是南北朝前夕的东晋，西域人鸠摩罗什在到了长安，建立译场，这部《佛遗教经》就是在这时候被翻译成中文。

这部经最早翻译的名称是《佛垂般涅盘略说教诫经》，后来或因传抄流传的差异，又称《佛垂涅盘教诫经》《佛临涅盘略诫经》，简称《佛遗教经》。

这部经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僧团的修行，所以被认为是小乘经典；但也有人认为，既然是佛祖“遗嘱”，当然也适用于所有信徒的修行，因此应该是属于大乘经典。

这部经在1600年前传入中国后，就成为历代僧人重要的修行规戒依据之一。

唐朝初期，僧众人数太多，为了方便管理，贞观22年，唐太宗李世民曾特别下诏，颁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佛遗教经施行敕》！

这一份《唐太宗文皇帝施行遗教经敕》，颁给京城里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员，还有全国各省省长则每人一份（“其官宦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并且清楚说明，官员“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

由此可见，中国最伟大帝王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发现这部重视僧人戒律的佛祖“遗嘱”，可以用来作为检查、监督天下僧尼们是否有真正修行的标准，并避免有人冒充僧人。

北宋时，《佛遗教经》成为禅宗初学者入门必读的“佛祖三经”之一；宋真宗还利用当时已经成熟的印刷技术，下诏大量印刷这部经，要它流通天下，让僧众臣民学习。

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就有《题遗教经》的文章；书法家张即之所写的《佛遗教经》手卷，为有宋一代楷书名作，可见当时此经相当流行。也因它关系到僧人的修行，历代许多高僧也写了不少对它的解释和讲解的著作（称为“注疏”）。

后来在中日韩的多种“大藏经”里，都有此经全文，收录在《高丽藏》第十三册、《碛砂藏》第十三册、《龙藏》第三十册、《卍正藏》第十四册、《大正藏》第十二册。

这一卷古旧的《佛遗教经》残卷，依其经卷格式及题签贴纸所写的“唐人写经”，显然是一件“敦煌文献”。

要确定这卷残经是不是出自敦煌，就得先了解敦煌写经卷的一些特征，包括纸张、篇幅、书法、文字等。 首先，是看纸张的质地和篇幅格式。　　

隋唐人写经，经常使用的纸张，有以网麻等原料制造的“麻纸”，或以树皮制造的“皮纸”。当时人们发明了用黃蘗树汁，把纸染成黄色，可以避免虫蛀，这种纸就称为“染黄纸”。后来，人们又在染黄纸上磨蜡，使它更光滑，也更好保存，称为“硬黄纸”。

后来人们还发现，由于制造工序的问题，敦煌遗书的纸张，往往会存有或隐或显的横条纹，称为“帘纹”，以其分布疏密，可分为粗细两种。据中国国家图书馆专家杜伟生分析，每厘米内有四至五根横丝条者为粗帘纹，有八至12根横丝条者则为细帘纹，但早期也有无帘纹的纸张。

至于篇幅，一般上的单张长度是40至50公分，典型高度是26公分；但也有长短高低很不同的纸张，例如有些是高度仅10公分的窄小篇幅，也有40公分的高头大卷。

其次，是看书法墨迹的书写风格。

敦煌写经卷的书法，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风格，最早期的六朝写经卷，书法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笔画刚劲，随着时代推移，这种书体的笔划，逐渐变得柔和，形成行、楷、草等书体。

在隋唐时期，流行王羲之书法风格，称为“王书”。尤其初唐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和多位书法大家都热衷学习王书，流风所及，远在西域和敦煌边陲地区的文人和僧侣也深受影响，成为敦煌写经卷中重要的书法风格之一。

敦煌文献书法，先后风格不同，也可能是因为人们使用不同书写工具的结果。　　

根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研究，早期写经卷多数用隶书，它们和汉代木简一样，都是用鹿毛制的木笔所写，所以笔画比较粗硬。

后来南方地区发明了用兔毛制成的竹笔，写起字来，行笔柔软，流畅俏美。隋朝统一中国以后，这种南方的书法流派，更占据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敦煌写经卷，出现了大量的楷书和行书。直到晚唐五代，吐蕃统治敦煌，当地人无法从中原获得兔毛笔，只好使用比较粗糙的毛笔，还使用吐蕃人书写藏文时用的木笔，因此后期的敦煌写经文字，又出现粗笔、硬笔的风格。

接着，应看经卷内容的文字特色。

敦煌文书的内容文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参杂了很多“俗字”。

历朝各代，被正式承认为正规的字体称为“正字”，所谓俗字，是指各种和正字笔画写法不同的文字，也就是异体字或别体字，这是字体变化过程中，民间俗写所出现的现象。时代越早的文献，俗字越多，例如著名的王羲之《兰亭序》，文中写的“崇山峻领”，那个“领”字就是上面少了个山头的俗字（繁体正字是“嶺”）；甚至在正式公文或刻在碑上的重要文字，也有俗字出现。　

这种俗字，是敦煌文书的一大特色，后来在辽代，有位僧人释行均特别写了一本《龙龛手镜》，供佛门弟子教读古代手写佛经时，可以辨别各种俗字，这本书也成为研究六朝唐人俗字的重要参考书。

又，唐人写经卷中的避讳，也是研究其书写时代的重要“线索”之一。

根据启功的研究，唐太宗在位时，曾明令自已的名字“世”“民”不必避讳。到了唐高宗即位后，才下令避讳，规定唐高祖李渊的“渊”字将中间的“米”字去掉，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不写最下面的一横，“民”字不写最后一笔。不过，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被吐蕃占据，对唐朝皇帝的名字又不再有避讳的现象。

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103号墓，曾出土一批无纪年的诸户家口田亩籍，籍中将田区称为“世业”，不避唐太宗讳，所以专家们把它判断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文件。

还有，就是比较写经卷和佛经内容语句的差异。

在隋唐时期，印刷术还不发达，各种文书典籍经卷，多数是用抄写方式，才能“复制”多份，以便流传；由于人为抄录，往往会有许多笔误或失误，造成各种异文、漏逸等现象。

当时的写经人，有官方的“书手”，也有寺院和民间的写经生，前者书法水平高，规定和校对程序严格，所抄写的经卷错误很少，后者则水平高低不同，所以失误也比较多。

把这件残经的内容，和目前被公认为收录佛经最齐全的《大正藏》所收录的经文比较，从其中的异同，可以研究古今经文的变化，具有佛学翻译和版本考证的意义，也可以据此推测有关写经者的“身份”－－根据文字失误程度，显示是官方或民间人士所抄写。

以上诸点，都是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观察点。

那么，这一件《佛遗教经》残卷，在纸张、书法、文字、内容等方面，有何特色？

一，纸张分析

这件残经是写在三张衔接起来成卷的古纸上，前后两张各只有一小片断，中间是完整的一张，黄色纸质略粗，颜色黄褐。这张古纸是用黄蘗树汁染成，把其纸质、颜色，和各种出土的隋唐人写经卷比较，显然这就是隋唐人写经卷经常使用的“染黄皮纸”。

透光观察，可看见纸面上，每1公分之间，有着四五根帘纹，为典型的粗帘纹，合乎隋唐时代敦煌写经卷的纸张规格特征。

再以这件残经最完整的单张全纸，衡量其篇幅大小，发现长度是43公分，与典型敦煌遗书用纸一样；但高度就比较特别，只有14公分，属于窄小篇幅，是敦煌遗书中数量较少的一种。

查看中国各大博物馆所出版的敦煌文献资料，如此窄小篇幅的经卷很少，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唐写本《俱舍论颂疏》残卷，高度就是14.2公分；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唐写本《无常经》，高度也是14公分；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纸张，也有高度14公分的实例。

据考证，在唐朝时候，无论官方或民间写经，多数使用高度标准26公分的“正规”纸张。那为什么会有14公分的写经纸出现呢？

答案很可能是，这件残经并不是作为奉献供养的正式写经卷，而是当时敦煌僧人讲课学习所用的一件随身记录，是属于个人使用的“讲经卷”或“讲课卷”。

因为当时纸张珍贵，也为了个人携带和使用上的方便，这种讲经说教的经卷，就使用较省纸的窄小篇幅，例如上述那两件博物馆所收藏的残卷，也具有这样的作用。

二，书法分析

这件残卷，篇幅不大，文字不多，却有几个明显特点：

首先其楷书墨迹，笔画线条，勾划提按，都呈现一种柔软流畅的感觉，应是兔毛竹笔所写的文字，这种时代特点，显示它应该是隋朝或初唐时期的作品。　

细观结字用笔，可发现许多笔画，都带有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如“也”字尾端的“钩笔”，并不是略顿后上扬，而是顺势流转；又如“之”字的捺笔，拖尾厚拙；还有许多字中的横笔，均是起轻尾重，这些都有早期隶书笔意。

此外，有不少字的写法，都是和今天所见不同的“俗字”，例如“功德”二字的偏旁，“功”字右边的“力”上面不出头的“刀” ，“德” 字左边少一横；“劫”字右边为“刀”字；“離”字左边为“禹“字，右边少一笔；繁体字“ 導”下面的“寸”字写法是“木”字；“定”和“足”字下面的“疋”都写成“之”等等，都是敦煌唐人民间写经“俗字”的习惯特性。

另外，经文中仍保留许多“世尊”的句子，对唐太宗李世民名字中的“世”字，并没有减笔以避讳。而所写的文字，明显是用柔软的兔毫笔书写，并不是隋朝以前或晚唐敦煌吐蕃时期使用的粗笔，显示这件经卷，应该是初唐或之前的隋朝所写的作品。

把这件残经的内容，和被公认为收录佛经最齐全的《大正藏》（大正本）所收录的经文比较，可以发现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

常当自“敏”（大正藏本为“勉”）

后“智”有悔（大正本为“致”）

我如良医，知病“设”药（大正本为“说”）

这些和《大正藏》不同的文字，有许多是同音字，根据常理，如果抄经者是对本抄录，不会有这么多这种同音字的失误现象。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是边听闻旁人口述、边执笔抄写下来的“笔记”，或是作者凭记忆背诵写下的“默写”手稿。

此外，本经也有脱字、衍文、增补等现象，但在文意上差异不大，所以应该都不是所依据版本的问题，而是听闻传诵，由于口述音误，在抄录时所发生的自然失误。

这种现象显示，书写这件残经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学习佛法的寺院僧侣，也可能是一位负责讲经说法的讲课僧的个人“笔记”，供随身携带习诵。

据记录，贞观22年，唐太宗李世民曾特别下诏，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命全国僧侣遵行；既为规范，当时此经的正式范本，在各地寺院中必然普遍都有，僧人可以根据正规范本，认真抄录学习，文字失误应该不会太多。

这件残经篇幅不长，却有不少文字衍误，而且多是口述导致的同音笔误，显示并非根据正规范本抄录。因此，本经卷的抄录时间，可以推测应该是在唐太宗下诏以前，也就是隋末或初唐早期的时候。

这部《佛遗教经》，在大藏经里属“涅槃部”，是“涅槃部”中最为简短扼要的经典。

因为它是以比丘戒律为主的经文，向来是寺院内僧侣修行的课业，较少流传在平民信众之间，因此在敦煌遗书里，此经数量甚少，依笔者个人所见，仅有两件《佛遗教经》的资料。

第一件，是在吐鲁番出土，现藏日本四天王寺，首尾均缺，以章草体书写，每满行之行末文字各有不同程度残损。据日本学者藤枝晃氏的研究，这件写经用纸是“极上质唐麻纸”，定此件年代为“八世纪前半”。

这卷经所用的章草书法，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快速记录，对不擅长和熟悉这种书体的民众，阅读并不方便，所以这些卷子的书写者和阅读者主要是一些寺院僧人，他们不仅阅读佛经，而且给佛经注释、解说，进行研究，师徒相传，属于“学问僧”的小群体。

第二件，是在敦煌出土，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本，现藏敦煌博物馆（编号BD03355），卷轴装，首残尾全，长432公分，高20公分，楷书；尾题后有一行题记“大蕃国沙州永康寺律师神希记”，神希两字又被朱笔涂改为“惠净”。

这卷经文以楷书抄写，风格与中唐颜真卿近似，最重要的是经文后面的题记，说明抄写者是一位“律师”，即通达戒律的僧人，最后的“记”字说明这是一份记录，而不是作为奉献供养的写经。

这两件经卷，显然都是寺院僧人的“课业”，本文所分析的这一件《佛遗教经》残卷的作用，极有可能和它们一样。

因此，根据这件《佛遗教经》残卷的纸张规格、书法特征、内容特色等分析推测，可以大致勾画出它的来历如下：　　

这是属于敦煌出土的写经文献，书写年代应该是距离今天1500年以前的隋末唐初，很可能是敦煌莫高窟一座寺院里的一位僧侣，根据老师背诵的口述经文，以兔毛竹笔抄录下来的“讲课笔记”，作为自己修行的课业，也作为开课讲习的课本，或随身携带念诵之用。

由于那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向全天下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以前，所以寺院缺少正规范本可以抄录，只能以口述传授，耳闻笔录下来。

当时纸张珍贵，所以这位寺僧也没有用正式抄经的标准纸张，而是用篇幅较窄的染黄皮纸抄录，这卷经文后来就保留在寺院里。

约在据今900多年前（1035年），北宋军队与西夏军队在敦煌附近作战，西夏占领了敦煌，僧人们把大量经卷文书，收藏在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这卷经文也一样被收藏在内，就这样在黑暗的洞窟里，度过了漫长的千年岁月。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大量经卷文书被人运往西方，还有许多被运往京城，但在这过程中，有大量经卷流失，其中也有许多损坏。这一件《佛遗教经》残卷，相信也经过这段浩劫，最后只剩下这一小段，被人用心装裱成卷轴收藏，在50年代初，曾一度卖给了北京文物商店，过后才流入市场。

这件《佛遗教经》残卷所残留的文字，共有四段，计30行文字，其中首尾三行有残脱，其余保留完整，每行有13至15字不等。

查看《大正藏》里的这一部经，全文共有2381字，这件残经则有396字，约占全经的16％，相当于六分之一，其内容是属于这部经的最后部分，后续再多一个半段落，全经就结束了。

所以，这件残卷上面的文字，可说是佛陀释迦牟尼在人世间最后的一部分讲话。

这件残卷虽然不完整，但由于《佛遗教经》在出土的唐人写经卷中，较为少见，自然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成语“细水长流”，最早的语型是“小水长流”，就是出自此经（经文：“汝等当勤精进。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

岁月如流，转眼千年，窗前展开这件唐朝寺僧抄写的残卷，过去未来，仿佛都在每一个字之间，静静地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