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有马孔多，莫言有高密，梁鸿也有自己的梁庄。
梁庄何在？这座村庄坐落于中原腹地的中国河南省邓州市，离中国历史的轴心只差一点。1973年，梁鸿在这里出生。小时候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将花许多年走出故乡，又许多次重返此地，不断为自己的来处与命运书写。
2010年，37岁的梁鸿早已博士毕业，成为一名标准的大学学者。那时的非虚构文学在中国悄然兴起，《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梁鸿切换为作家身份，发表了长篇纪实作品《梁庄》，后以《中国在梁庄》为名成书。此后十余年，《出梁庄记》和《梁庄十年》相继出版，斩获多项文学大奖。“梁庄的梁鸿”，渐渐变成了“梁鸿的梁庄”。
世界逐渐具体，但梁鸿没有停在梁庄。2025年，梁鸿出版纪实新作《要有光》，将目光投向陷入情绪困境的青少年与城乡家庭，凭此书摘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从村庄到少年，梁鸿始终在追问“人究竟如何生活”。2026年，她受邀亮相新加坡作家节，向本地读者讲述梁庄与光的故事。
拒绝“代言” 进入生活的内部
接受《联合早报》视频采访时，梁鸿刚从杭州回到北京，历经漫长的看片日程，完成了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的评审工作。她的书房窗外有树，阳光穿过叶片，斑斑点点落在她的脸上。梁鸿说话时通常直面光线，她说，自己不喜欢对着墙写作，喜欢能往外看的地方。
北京秋末的树叶层叠斑驳，有的黄了，有的还青，有的已经萎缩。梁鸿的声音嘹亮而厚重，她坦言：“比起借助人工智能或技术，我更愿意用眼睛看这样的场景，在脑海里成形，再写出来。如果我想把一个现实的人写好，那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往外看，是她书写的方式，也是她回乡的方式。
回乡，起于一种不安与不满。写梁庄时，梁鸿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环境有些空虚，想寻找一种新的理解中国的方法。若只为逃离，大可去海边躺着，选择回家，是因为她隐约感到，那个村庄与整个中国，乃至自己的生命有着深度的连结。
离乡者漂泊后返乡，常像鲁迅《故乡》里的“我”，与昔日玩伴之间隔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梁鸿认为，短暂探亲时人只是过客，不适是感性的，真正留下来生活、观察与思考，个人不适便退为背景。“这时的‘我’是扩大的‘我’，不单单是回乡看亲的‘我’，还是写作者、思考者。”
从邻里乡亲到知识分子，梁鸿并没有为任何人“代言”。她说：“一个教音乐的教授写教文学的教授，没人说是代言，为什么写到农民就要用？这个词背后藏着作家在上、农民在下的权力预设。”
“每个人都是生活者之一。”在她看来，被书写的人并不沉默，他们同样在思考自己的生活。她曾在家里抛给堂弟两个问题：从北京回来后不后悔？有人出几万块买你家的地，卖不卖？屋里一下子静了，几分钟后，堂弟认真地说：地不会卖，家里的地不能在他手里没了。
梁鸿珍惜这样的时刻，她要做的，是让这些忙于生计的停顿被看见，而不是替人发言。“代言太过权力化，也太过平面化。我只是想进入生活内部，把他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
“没有任何人没有权利写任何事，任何人都有权利写任何事。最关键的是你写得怎么样，你的文字、你的价值、你的立场、你的世界观，包括你如何看待人生。”
生活很难被穷尽。生活本身真的是个圆的，它是一个丰富的、不断扩张的存在，不是平面的。——梁鸿
写了二十多年梁庄，梁鸿更接近自我与真实了吗？在她看来，这种靠近是无限的接近，而非全盘的占有。“生活很难被穷尽。生活本身真的是个圆的，它是一个丰富的、不断扩张的存在，不是平面的。” 当观察的切口收得越小，书写反而在纵深处展现得越宽广，因为一个人的内部同样潜藏着无数展开的层次。“现实并非平摊在地上等待记录，而是需要被深刻发现的。”
流动的梁庄 超越城乡对立
在梁鸿的视野中，梁庄是一个始终在移动的有机体。老人相继离世，青壮年外出打工，乡土的脉络随着人的流动延伸进了城市：一个农民在城里扎下根，妻子来了，妻子的弟弟来了，弟弟的妻子也跟着来了，自发聚起依靠血缘与同乡关系抱团的“小梁庄”。一旦家中起了矛盾，大家仍会请有资历的舅舅出面断案评理。
百年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绘的“差序格局”，今天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一边消散、一边延续。“你今天生活在城市，内心想的可能还是梁庄。我写的不是一个封闭、停滞的村庄，而是一个跟时代同步往前走的村庄。”
这种流动不仅体现在村庄的变迁上，更体现在人复杂的情感结构中。面对城乡身份的划分，她提醒不必陷入固化的二元对立：“生活本身是一个混合的状态，没必要去条分缕析哪是乡村的、哪是城市的。 就像一个人对母亲的依恋、对真挚情感的渴望，既不能说是纯粹的城市化，也不能说是纯粹的乡土化。”每个人首先都是具体的生活者，在时代浪潮中交织着属于自己的丰富与复杂。
但停滞的乡土，或许是不少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印象。梁鸿解释，这与作家的成长背景息息相关：老一辈生长于大乡土社会，她这一代记录的是城市化浪潮的行进，而更年轻的写作者生活本身已高度城市化。她希望中国年轻作者的作品能被更多人阅读，展现更完整多元的中国文学图景。
离散的乡愁 把人放回历史河流
人走出乡村，也出走故土。华人不只从“梁庄”到城市，更出走到无穷的远方，有人跨过海峡，有人远渡南洋，几代人之后，也有人回过头，把非虚构的笔对准遥远的祖籍地。
旅居新加坡的台湾作家张遇，祖籍河南。为写家族传记《黄土家族》，他同样回到河南溯源。他说，调研河南乡村时，梁鸿的“梁庄三部曲”他都读过，对他理解北方农村至关重要。
然而，当张遇在新加坡不断讲述这段家族史时，心中却产生了一股疏离感，笔下的故土是否已有了时空的错位，不再属于自己？面对更加离散的华人乡土书写，梁鸿指出，远离现场的创作者固然背负着更大的写作责任，但可以从社会结构、情感结构等维度去努力完成一种“哲学上的更接近”。
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乡愁除了是对祖辈村庄的惦念，还是对昔日“甘榜精神”的向往。梁鸿认为，这种美化与追寻绝非人工制造的虚妄乡愁，而是人类抵抗绝对孤独的生命本能。“人是希望找到依靠的，找到一条历史的河流。让自己在河流里边，而不是被孤零零地抛在河岸上。自己是一条被拉长、有来处的线，而不是在漫长时空里原点般孤立的点。”
穿透阴影 看见具体的人与光
梁鸿目前还在书写梁庄女性。她写作的起点，并不是去改写文学史上的某种乡村女性形象，而是一个她非常喜欢的人。“我很少去想你在怎么写、他在怎么写，那我该怎么写。我只面对我的对象。” 吸引她的是这些乡村女性的劳作、幽默、狂放与骄傲。
她自认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却时刻警惕将性别过于对立化。“当把性别过于对立化的时候，性别的视角反而变成障碍。女性首先是生活与文明中的一分子。”
这种平视与贴近的视角，同样延伸到了《要有光》中对青少年情绪困境与家庭重负的剖析。梁鸿认为，新加坡和中国拥有相似的东亚家庭情感模式，写作者的工作是将爱里的矛盾摊开，让每个人看见自己，也看见对方。
从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到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光”反复出现在梁鸿的书名中。梁鸿说她取名时并未刻意安排，若一定要说，大概是心底对光明的某种渴望。
“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温暖与灰暗、残酷与光明交织在一起。” 梁鸿坦言自己并不回避现实的阴影，但她的笔触深处，始终看着那道穿透阴影的温热光明。
说这句话时，她正望着窗外。阳光依旧窸窣，梁鸿说：“像今天的阳光，也是有阴影的。”
梁鸿即将来到新加坡，与读者继续这场关于生活、乡土与光的深刻对话。
▲梁鸿——从“救救孩子”到“救救我们”：非虚构写作照见的时代精神困境
11月14日（星期六）上午11时至中午12时30分
国家美术馆义安公司礼堂（Ngee Ann Kongsi Auditorium,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华语进行，提供英语即时传译；票价20元。
购票链接：bit.ly/4iAnRVL
▲书写梁庄：乡土中国的常与变
11月15日（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Play Den（The Arts House at the Old Parliament）
华语进行，提供人工智能辅助翻译；凭作家节通行证入场。
购票链接：bit.ly/3WnZG45
▲Writing the Lives at Home
11月15日（星期日）晚上7时30分至9时
国家美术馆义安公司礼堂
中英语进行，提供双向即时传译；票价20元。
购票链接：bit.ly/3UmaY8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