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盈：心笺又五帖——致时光深处的故人

前阵子，我将《心笺》托付《文艺城》。那是写给自己、父母、老伴、子女和文字的“情书”。

岁月如流，冲刷几许浮华，一些人与事，却沉淀得愈发清晰。如今，我再度铺开信笺，写下心里的话，给五名亦师亦友的故人。

“没漏过新闻，不算好记者。”

说这话的您，作古已逾三十载。

那时，我刚踏入采访前线，觉得此话是自嘲，抑或是讥讽。再三咀嚼，才明白：没有错漏，没有失误，怎会有历练和冲锋的勇气？今天漏一条新闻，明天用两条独家弥补，后天添更多，转败为胜。这话，也成了我挖掘独家的推动力，让我无愧于“奋战不怠”四个字。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新加坡报业的“战国时代”。Scoop（挖掘独家）是各语文报章记者引以为荣的事。每天醒来，先翻阅的不是自家的报纸，而是“敌对”报章：漏了新闻，便得想方设法“补漏”或反超。

1978年，“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夺走76条人命。各报虽在当天接到消息，却没一家拍到起火的照片，唯独一家晚间小报在头版刊登了读者所拍的浓烟滚滚的现场照。

当时，我在《星洲日报》跑意外新闻，堂堂大报“漏”了如此轰动的照片，高层面子挂不住，叫我们去训话，还撂下一句：“连小报都不如。”

身为采访主任的您，清了清喉咙，抛出了至今还留在我心里的“金句”——“没漏过新闻，不算好记者。”

卢光池前辈，老卢（我们习惯这样叫您），您在警界的联络网，尤其是内部安全局，在华文报界可说是“后无来者”。一名姓黄的警官（已故）告诉我，1954年“五一三事件”期间，您三番四次闯过警戒线，令他感动，因而交上了朋友。

70年代，我采访一起绑票案，警方在匪窟天花板起获赎金，准备收队，我搬出您的大名，带队的黄警官二话不说，叫属下案件重演，让我顺利拿到独家。

最难忘的是1975年那场“潮水之战”。事缘《南洋商报》一名记者见水沟涨水，“预言”岛国多处将在某日涨潮浸水，《星洲》觉得预言毫无根据，撰文反击。

我奉命每晚驱车去可能涨潮的地点“观潮”，每每半夜才回报社，没想到您还在等我，等我完稿后，载我去吃宵夜，闲聊报界与警界的人与事。清清冷冷的夜里，昏昏沉沉的灯下，阵阵温暖流过心头，而今，皆已轻锁梦中。

说起相识，确实是缘分。七八十年代勒索之风甚盛，当店与诊疗所常收到夹着子弹的“打单信”（旧江湖俗语：勒索或敲诈信），不付钱便请事主“吃子弹”。有一回，芽笼一家当店接获打单信，我那时还在《新明日报》，接到线报赶到现场，您也在。

店主只会说客家话，您听不全，我一句句解释给您听。您点点头：“不错嘛，小伙子，你的警方线路不错，对长辈也照顾。有没有兴趣来《星洲》？”半年后，我跳槽星洲。接着，星洲与南洋合并，我到了《联合早报》，一生至此被套住了。

您外表严肃，却是我遇过最善良、最真诚的报界前辈。您生于中国海南岛，来新后念华侨中学，本想到广州升学，恰逢大陆解放，计划告吹。您在1951年进了《星洲日报》，1967年出任采访主任直到1978年，是岛国华文报任期最久的采访主任。

您从不批评人，不说人坏话，喜欢帮人：认识的帮，不认识的也帮。有个读者上门求助说没钱吃饭，您毫不犹豫给了钱。我采访回来正好撞见，认出他是个专扮可怜“骗吃”的老手，当下就要替您讨回钱。

您却说：“要不了多少钱，一顿饭钱帮一个人，就让他骗好了。”您还凭着与内安局的关系，替几位涉及左倾思想的同事当担保人，让他们顺利拿到记者证。后来有一位竟成了“白眼狼”，您也不生气，只说：“谁都会看错人，我也被人看错过。”

报社后来改组，您转任公关经理，负责文教事务，也出任过商业特刊组主任。1986年退休，1992年患上喉癌，半年后病逝，享年71岁。

我曾经到医院探望您，您说，最怀念的还是跑意外新闻的时光，对文教、公关毫无兴趣：“那些都是搞关系的，没什么意义……”

我坚守意外路线30年，是否深受您影响？我不知道。那个年代，不流行“师傅”这个尊称，我亦不曾叫过您一声。

如今回想，采访也好，做人也好，您确实是我的师傅。迟了三十多年，请容我叫一声：师傅，想您了！

进报界初期，听闻法庭记者中有位“奇人”。听审时，漫不经心，右手拿着银角，不断夹着下颌的两丝胡须。大家以为他没听进去，可第二天各报的报道，他的比谁都详尽，令同行心服口服。

他就是您，郑飞龙。您和蔼近人，要我等小辈直呼名字，但我心里早把您当师傅。

当年，老卢希望我从《新明日报》跳槽《星洲日报》，我对薪水不满意。在报林俱乐部遇见您，您说：“虽然从小报到大报是菜鸟的心愿，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位’，你不妨提出要求。”

那时我才明白，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我提出了要求的薪水，报社觉得合理，我便成了您的属下。

您高瘦的个子像副衣架子，年过半百却爱穿红衣白裤，又帅又年轻。在任时，您给了我极大的发展空间。您曾说：“我不管你在外面干什么，只要有内幕新闻交上便行。”

后来，我当副采，也这样鼓励同事。因为这句话，我有时间蹲警署、穿梭内政部各单位，挖了不少独家。

华文报合并后，您升为执行编辑，策划了“法律信箱”专栏。那时，法律援助局的美女副局长谢雪华律师，久闻您“夹胡子听审”的传奇，要我代问秘诀。

您听后大笑：“哪有那么多秘诀，不过是熟能生巧。每条采访路线都有专用词，法庭也不例外。每个控状逃不了那些词和既定形式，不同的只是名字、地点与过程，用心记住不同的地方就行了。”

您说得轻松，但那过目不忘的本事，是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的。我至今记得那么多狮城旧案，或多或少是受了您的影响。

您调去《联合晚报》后，我们见面渐少。后来，获知您患了癌症，医了一阵，不见起色，您最终选择在家里告别。

因为您认为，那样才有尊严。

生，要有尊严；亡，更要尊严。

这句话，我记住了，永远。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每当独自吟唱，或与团友合唱《在水一方》，心头总会涌起难以言喻的情绪。歌词本来写儿女情长，但在我心中，却化为无尽的师生之情。

那位佳人，不正是我们日思夜想的朱承安老师，您吗？

2000年盛夏，我在南京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后登黄山，途中还忆起您教唱的《黄山组曲》。没想到，回国抵达机场时，惊闻您中风入院。

在探病的那段日子，我亲眼见您与生命的搏斗。从昏迷到睁眼，从僵硬到手脚缓缓伸展，每一步都艰难坚定，但您这追求音乐完美的“战士”，始终坚韧不拔。

后来，您移居马来西亚新山郊外，逢年过节，华文报合唱团与新声音乐协会的团友，舟车劳顿去探望您。那里屋前绿草如茵，碧湖相伴，晨雾缭绕，宛如《在水一方》歌词里的景象。

记得有一年马六甲之行，我握着您的手，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我们唱了好几首您教过的歌，您频频摇头，似乎不甚满意。墙上挂着合唱团的全家福、出国比赛的留影，皆是您意气风发的模样。您是不愿回望辉煌，还是已记不清？

我只愿您记得欢乐，忘却悲伤。探望结束，最难说出口的是再见。您坚持送我们一程，轮椅伴身，郊外清寂，我明白，您渴望我们再访，渴望歌声唤起记忆。

又有一次龟咯之行，我陪在您身边，您忽然哼起一首不成调的旋律，还喃喃自语。那一刻，我恨自己对音乐不够敏感，未能为您谱曲；更恨文采不足，未能为您作词。那旋律，分明是一首倾诉师生风雨共度的歌。

您常教导我们，音乐的核心在于“真、善、美”，而您的一生，正是这三字的写照。您是虔诚的教徒，2020年蒙主恩召。天国从此多了一份真善美，我们却失去了那份真善美。那时正值冠病疫情，长堤阻隔，我们只能默默悼念。

绿草与白雾间，您仿佛未曾远去，每一次歌唱，都是我们与您心灵的再会。

早年跑新闻，每天都在殓尸房外等您。

等您脱下染着血污的白袍，洗净双手走出来，用平淡的话语，揭露世间最深沉的悲痛：“这不是意外，是谋杀。”

那时，我觉得您那双眼睛太厉害了，连死人最后想说的话也“听得懂”。

您，是两万多具尸体的诠释者，是死者缄默的代言人。

70年代末“童党”横行，一个14岁的报童，只因20元“保护费”被同龄人“送”上铁轨，碾成三段。

您站在解剖台前，俯身看那孩子。颈部有溢血，是生前被人从背后勒过的挣扎痕迹：“他不是被火车撞死的，是活着时被摆布上铁轨的。”

“让死者瞑目，让活人得救。”这句格言，是您一生的誓言。

亡者瞑目，是还死者公道；活人得救，是敲响生者警钟。您那把解剖刀锋利，却从不冰冷；刀无情，人却有情。

又有一回，您约我午餐，我愣了：“您刚做完解剖，吃得下？”您竟笑了：“死人要尊重，活人要吃饭。两码事。”

那顿午餐，您把法医学术语掰开揉碎，用华文一点点解释给我听。原来死人真的会“说话”，而您是唯一的翻译。

后来熟络了，我问您，每天面对死亡不压抑吗？您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得不明不白。我做这一行，就是让每个亡者死得明白。”

还有一年，您解剖一个被谋杀的年轻人。他的母亲跪在殓房外不肯走。您走到她面前蹲下说：“阿嫂，你孩子走得不痛苦，很快就走了。”其实，那少年死前挣扎了很久，但您不忍心说。

我在一旁，眼里有点湿。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您能在这一行一待就是42年。您关注的原来不是死亡，而是死亡背后活过的痕迹。

2000年，您前往纽约探亲，却在睡梦中离世，享年68岁。消息传来，我正在报馆整理旧稿，手边的资料夹里，还夹着您送我的《Murder is My Business》，扉页上，您歪歪斜斜写着：“给老友，赵自成教授。”

退休后，偶尔路过殓房，总会想起那些年等您的日子。那时，等您出来，给我一则“独家”。现在，我在等一个老朋友，从记忆里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午餐去，边吃边聊。”

2018年，向您告别的那一天，我捧着纯白的花球，双手抖动，心颤个不停。满布雾气的墨镜后，是脱眶而出的泪水。女主持柔声的祷文飘得好远，我一个字也听不入耳。

浮现脑海的，是您那张温文的笑脸，是80年代中英文媒体记者熟悉的名字——饶尚仁。

您出道很早，21岁加入殖民地警队，曾在多个核心部门服务，90年代末荣休。您病逝时享年81岁。

1980年，您接任警方发言人，我们昵称您“阿Yeow”。在我接触的众多警方公关，数您最称职，中西各报都尊称您为 “报界之友”。

您任职期间，岛国发生多起轰动案件：大巴窑神棍杀童案、荷兰路马债三尸案、名练马师艾伦遭枪伤案等，您都在场，安排各报进入现场。要是没有您，读者的知情权肯定大打折扣。尤其在那个“重英轻华”的时代，华文报记者要“攻入”英语为主的警界挖新闻，事倍功半。多亏您“据理力争”，才将警界高官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华文报。

多数的官方发言人，对上司言听计从，选择报喜不报忧。因此，您不得不据理力争。但您中英兼通，为警方、报界与公众“搭桥”，游刃有余。

退休后，有一回，我路过珍珠山下中央警署旧址，不禁停下脚步。庭院角落是以前警方发布新闻的记者室，三面石墙，只开一个通风孔，吊扇吱呀作响。每当记者会结束，同行个个汗流浃背。各报争取装冷气多年无下文，您知道后，马上联络当局做温度测试，最终装上了冷气。

您受英文教育，但念过华校，很重视华文报。当时私会党横行，各派系中文译名大有出入。为方便华文报报道，您要求专家整理统一了译名，分发给我们。

我最感激您的，是两个小六学童离奇失踪案。我接到线报透露其中一个学童的母亲，在红灯区酒吧当吧女，我打算跟进新闻。您怕我“吃亏”，交代管区警探“特别照顾”我，还亲身陪我去了几趟。

我挖的不少独家，因获得您的证实，增加了可信度。您可说是我工作上的“恩人”。因此，退休后，您引介我到公会服务，我立马还了这“人情债”。

您患疾多年，旧病复发后身体很弱。我去探望，您瘫坐轮椅上，头发还是梳得那么整齐光亮，穿着得体，一如您为人做事，干净利落。

想起您的仗义执言、海派作风，爱恨分明，十足侠气；如今斯人已逝，不胜怀念。思忆至此，清朝龚自珍的名句“江湖侠骨恐无多”忽然飘入我心。

我何其有幸，在茫茫人海中，结识您这位有情有义的知心友！我倔强不屈、不平则鸣的性格，相信是受了您的影响。

记得我说过，我们的生肖都属牛，都是“不可侵犯”的“牛脾气”！

五段岁月，五位故人；师友相知，情深如海。逝者如斯，情愫永存。

老卢的风骨、飞龙的通透、朱老师的真善美、赵法医的悲悯、饶兄的侠骨，如同五盏明灯，照亮了我四十年的新闻路，指引我走向积极的人生。

若有人问，世间最珍贵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真诚的相识，是每一帖温暖的心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