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鸟女士”与650次死亡记录

凌晨12点2分，手机屏幕的冷光照亮郑雁予的脸。“我家阳台上有只死鸟。”对方发来信息。她点开照片，瞳孔微微放大——那是在新加坡稀有的一种候鸟。她立刻回复：“这是很珍贵的标本。我现在过去你家取，方便吗？”这就是郑雁予无数个日夜的缩影。

她笑说：“我的朋友都叫我死鸟女士。”这个听上去有些惊悚的称呼，精准勾勒出她六年来的工作与生活日常。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禽类典藏管理员，她的另一重身份是亡鸟热线背后的负责人，并把取回来的死鸟做成标本。

自2019年主动接过这条热线，她的手机便几乎是24小时开机。因为每一次通报，都意味着一只鸟在新加坡某个角落的逝去。若不及时拾起，那具小小的身躯很快就会消失在垃圾桶里。

独自背负这条热线的重量，让她内心始终绷着一根弦，总是充满焦虑和不安。她坦言：“每次收到报告，我都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如果明明知道有鸟死去，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带回，我心里会非常过意不去。”

城市快速发展的光鲜背后，有一本看不见的死亡账簿。2025年，“亡鸟热线”在这本账簿上记录下了约650次通报，平均每周超过10起。和2020年相比，通报次数在过去五年里增长超过五倍。最忙碌的日子，郑雁予的手机甚至一天响不下10次。

郑雁予说，八至九成的死因是撞击建筑物。在新加坡密集的城市丛林里，巴士站的透明挡板、建筑物的玻璃门窗，这些人类眼中的寻常风景，对鸟儿却是看不见的致命边界。它们在高速飞行中无法辨识透明或反光的材质，于是撞击成为最常见的结局。

由于人手和资源有限，只有遇到稀有和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鸟类时，郑雁予才会亲自到现场为鸟儿“收尸”。

不过，她坚持，即使是最普通的鸽子或八哥，每一次通报依然珍贵，因为每一次死亡记录都是在帮助科学家理解新加坡的鸟类生态。

国大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目前大约有3万4000个飞禽标本，仅有约1600个是在新加坡本地收集的，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的标本是代表新加坡的鸟类。

“我们的标本其实大多数都很旧，差不多九成是在二战前收集的。”换句话说，在新加坡独立至今这半个多世纪，当国家面貌和生态环境发生剧变的时期，鸟类标本收集几乎是空白。

这样的断层让郑雁予感到十分惋惜，“以前没有系统性的记录，也没有好好看待收集标本的重要性。”

据郑雁予统计，新加坡约有59种已在本地消失（extirpated）的鸟类，其中28种未曾留下任何标本。“所以我就很拼命地收集，我们未来才不会面临相同的标本缺失。”

郑雁予相信，每一只标本都是不可复制的当日记录，为将来的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她笑说：“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个物种将来会灭绝，所以现在先收集，以后再思考。”

起初，在家人和许多公众眼里，郑雁予的工作就像鸟儿眼中的玻璃门窗——看似透明，却横亘着不解与忌讳的隔阂。打破它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一开始，我父母很害怕看到我处理死鸟，但经过这么多年，我不断教导他们标本的重要性，他们逐渐理解，有时甚至还会让我把死鸟暂时保存在家的冰箱里。”

郑雁予解释道，这样做当然是安全卫生的，新加坡的野生鸟类经过定期监测，传染疾病给人类的风险其实很低。但对许多人而言，触碰尸体仍是难以跨越的心理界线，这也是为什么很少人想从事这份职业的原因。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尸体打交道，但每个人都想摆弄标本，这其实就是为了科学必做的脏活累活。”

目前新加坡只有郑雁予一个人在制作鸟类标本，她坦言，这门手艺并不容易学。“处理一只鸟标本平均需要八小时，掌握这门技术需要至少20只鸟，也就是说，至少要100个小时才能学会。”郑雁予笑着回忆道，因为鸟的尸体都很臭，自己第一次接触到这门技术后，一周都不能吃鸡肉。

幸运的是，她已带出了第一个能独立制作标本的“徒妹”，传承的齿轮终于开始缓缓转动。

郑雁予所见证的每一次死亡，都折射出一种无形的矛盾——我们追求更明亮、更透明的现代化发展，却无意中为天空的居民筑起了看不见的围城。

郑雁予提醒，每个人都能为鸟儿移除那面隐形的墙，比如，室内没人时可以拉上窗帘，在玻璃窗贴上贴纸，或是晚上关掉不用的灯。

如果你看到亡鸟，请拍照并记录地点，发送至亡鸟热线：9876 4997 (WhatsApp) 、@deadbirdhotline (Tele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