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博物馆“我们的峇迪”大展有一个“明星”展台，汇集32件印尼“缤屋”的经典峇迪杰作。用丝绸制作峇迪是缤屋为传统蜡染带来的一大突破。创办人之一洪淑敏来新参加开幕典礼时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分享他们如何突破传统蜡染的质料，在图像语言上寻求创新，以及她传奇的人生故事。
亚洲文明博物馆上个月开幕的年度大展“Batik Kita”（我们的峇迪）展出108件峇迪布和峇迪服饰，勾勒出百年峇迪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展厅中央有一圆台醒目地展示了十来套，总共32件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缤屋”（BINhouse）过去30多年的经典峇迪杰作。策展人李楚琳把这亮眼的舞台献给缤屋，就宛如电影里的长镜头切入特写镜头，从传统转入现代，聚焦峇迪技艺的今生和未来，突显峇迪与时并进的特质。
缤屋创办人之一，Josephine Komara与团队从印尼飞来新加坡，莅临“Batik Kita”开幕典礼，并在这之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67岁的她即使当天暂以轮椅代步，被助手推进展厅拍照，却仍掩盖不住她的女王气场。她在印尼享有“国宝级”设计师与创艺人的地位，称她为当代峇迪女王亦不算过誉。
印尼的蜡染与纺织技艺根据地域分成不同的风格、做法和派系，但Josephine和她的人类考古学家丈夫罗尼（Roni Siswandi）与夫兄尤斯曼三人在1986年创办“BINhouse”（Bin字取自她的小名Obin）后就把40台苏拉威西提花织布机连织工一起带到梭罗设立工坊，纺织他们家独创的丝布来制作峇迪。他们这一举动，雄心勃勃地把印尼各地的纺织精髓和蜡染智慧融汇在一家，有“统一天下”集大成的意图。
丝制峇迪 自创纹饰
用丝绸制作峇迪是缤屋为传统蜡染所带来的一大突破。李楚琳在专栏中写道：“丝质峇迪柔软易穿，爱怎么绑就怎么穿，少了棉质刻板硬性的款型……他们还不断地加入来自印度尼西亚群岛染织的各种技术和纹饰，除了独特的审美取向及对传统与时尚的敏感性，他们从不按牌理制作，因此产品一直有新鲜的气息，让穿的买的人有所期待。”
缤屋在生丝纺织的革新和探索，将品牌推向另一高峰。他们在纺织过程将不同脱胶（degumming）阶段的生丝纤维织入纬纱，在透与不透光之间织出不同层次的图案，在白底布上呈现雾里看花，“白上白”（white-on-white）的朦胧美。
Josephine亦从自己的生活汲取灵感，自创新纹饰，丰富传统峇迪的图像语言。一款由针孔小圆点簇聚而成银河星空，称为“散籽”（印尼文Cecek Byar)的纹饰已成缤屋经典中的经典。纹饰灵感来自她和已故丈夫罗尼每日下班开车回家的路程。她说：“1980、90年代，雅加达的塞车很严重，我们坐在车上，看着交通灯由远变近的光晕，天色从黄昏转暗，Cecek Byar的点点亮光象征的就是我眼中华灯初上的椰城。”
从收藏中累积染织知识
正如缤屋旗下满是印尼染织的百年传奇与创新，被李楚琳称为“奇女子”的Josephine的人生也满满地印刻了篇篇传奇。
初次见面，她用纯正的港式粤语与我攀谈，我才恍然大悟她是印尼华裔，还有个雅致的中文名——洪淑敏。她1960年代到香港念书，随行的妈妈在香江过得活色生香，常与李丽华、凌波等大明星打交道，深谙穿衣之道。洪淑敏笑言：“我妈妈是个淑女（lady），我只是个女人（woman）。我小时候很叛逆，还离家出走，最后在湾仔警署被家人领回。”
近距离地观察母亲穿衣打扮，为洪淑敏打下了深厚的时尚基础，“来到穿衣，我母亲和她身边的女人都有着同样一丝不苟的标准和价值观。”她父亲在印尼开设当地首家旅行社，赋予她周游群岛，大开眼界的机会。这些人生历练一点点积累成她创作的底蕴。
洪淑敏成年后开始收集、售卖古董，从印尼各地收藏的老峇迪布足以让她举办一场盛大的峇迪布展。她80年代开始推广使用峇迪布来做室内装饰，为许多印尼国际大酒店点缀家具和墙面。
洪淑敏在以往的访谈中多次自称为“布商”，她说：“这一切是从我对印尼染织品的热爱开始的。我收集了3000多匹，来自印尼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布。我从未学过设计，对印尼染织的知识是从这40几年大量的收藏中累积的。”
手中的珍藏成了洪淑敏的设计活字典，让她对印尼任何地区、年代的染织知识信手拈来，自信地融汇贯通，创造出既新颖又传统的缤氏现代峇迪。她说：“我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旅者。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跟父亲来新加坡时，武吉士街还有变装皇后、跨性别者坐在酒客大腿上。那个时代的颜色和气味跟现在已经很不同了，但我仍记得清清楚楚。我坚信我们不能让一些美丽的东西消逝，必须将它们好好地保存下来。”
洪淑敏跟峇迪结下的不解之缘交织着传承、创新与保留的情愫。她说：“制作峇迪布是我的使命，被传统技艺召唤。很多人认为摩登是传统的反面。我不这么认为。摩登对我是一种思维，传统则是一种生活，在我体内是两者一体。创作的人用摩登的思维，活在传统才会与时并进，迈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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