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她的百年史 现代女性的服饰变迁

“一袭华裳”策展人,晚晴园助理研究员陈雁妮(左)与晚晴园副馆长叶璞。(谢智扬摄)
“一袭华裳”策展人,晚晴园助理研究员陈雁妮(左)与晚晴园副馆长叶璞。(谢智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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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华裳:现代女性与服饰变迁”展透过93件实物与影像展品,让我们看到从1890年代到1970年代,华人女子服饰近百年的变化,以及女性角色的转变。

一家上海民国风“晚晴百货公司”将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开张”,带人们穿越近百年华人女子上演的换装秀—— “一袭华裳:现代女性与服饰变迁”展。

这家“晚晴百货公司”其实是晚晴园今年的重磅主题展的展厅设计。展览从下周六(6月12日)展至12月12日,由晚晴园助理研究员陈雁妮花一年策展。面积不大,内涵却丰富的展廊,宛如一条时间隧道,透过93件实物与影像展品,让我们看到从1890年代的清末到1970年代的华人女子服饰,看到近百年华社的变化,以及女性角色的转变。

从服饰变化看女性意识

晚晴园副馆长叶璞说,女性服饰展的缘起跟2017年晚晴园举办“慈母手中线——儿童服饰里的祝福和寓意”有丝丝缕缕的关系。“慈母手中线”展出纺织品专家,旧金山市亚洲博物馆前委员余翠雁收藏的86件文物。在策展过程,叶璞的团队发现,余翠雁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华人女子古董服饰,便萌生从童服到女装的展览。叶璞说,晚晴园的一大策展方向是:“透过展览,体现孙中山革命后,对民国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影响。从中国到海外,华人从封建社会到一下子开放,经历天翻地覆的改变。女性意识也随着社会改变而提高,从服饰变化可见一斑。”

展览分三区,第一区展现政治、父权社会,以及社会开放怎么决定和改变女子装束;接着,商业因素进来,第二区探讨商业体制和大众媒体,怎么塑造一个理想的新时代女性;在第三区,国际西化的思维进来,女人自由了,也开始上班,在职场上与男人平起平坐,有更多的机会和消费能力,由内到外地展开全面的自我追寻。

辛亥革命为女服分水岭

华美的兔绒女褂与汉袄上的仕女图和绵延子嗣图像,都传递着晚清女主内和传宗接代的价值观。

踏进“一袭华裳”“晚晴百货公司”大门,余翠雁借展的两件华美晚晴女服紧紧吸住访者的视线。

一件石青缎对襟兔绒女褂半躺在玻璃柜里,褂面绣上文人雅集图和寓意吉祥的花卉图,下摆袖口以《红楼梦》《西厢记》的仕女图点缀。另一件褐色绣花汉袄镶边绣百子婴戏图,袄面的多籽葡萄和繁殖能力强的松鼠都象征着多子多孙,子嗣绵延。策展人陈雁妮说:“当时的女人足不出户,传宗接代——男丁尤为重要——是传统社会和家族寄予那个时代的女人的价值和期许。从服饰看出,那个时代的女人没有自己。”

辛亥革命是华人女服的分水岭。服装的解放和革新——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旗袍的演变——显示“没有自己”的女人慢慢地“寻找到自己”,不再是在家为父亲,嫁人为丈夫、孩子而活,虽然在新旧交替的初期,是一连串现代思潮与旧社会价值观的协商。

陈雁妮说,旗袍的演变有两个说法:一是旗人之袍,二是女人穿上男性长袍、长衫,争取跟男人平等地位。展览里能看见几件最早期的旗袍,都是T字型,平肩连袖,没有修身效果。

直到文明西服引入中国,1920年代旗袍的材质、剪裁细节更显女性特色,还搭配七分裤、丝袜和玛丽珍款(Mary Jane)西式皮鞋。西方工艺的引进,让1930年代起的旗袍不再“平肩连袖”,中国裁缝融入西方剪裁手法,剪掉腋下和腰部多余的布料,加入腰身等让女服更贴合女体,尽显女性曲线。

女服另一分水岭1949年

无袖立领上衣是上世纪40至60年代华人妇女的日常装束,还融入摩登的伞摆修腰细节。

从民国开始,推动商业消费的大众媒体,开始在集体意识里塑造何谓“现代女子”的形象。穿上新式旗袍的摩登华人女子,在海报、广告、杂志封面等,占据显眼的“C位”销售摩登现代生活消费品,这时期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或多或少有被物化之嫌,另一方面又是解放自由的现代主义的代言人,不能用一刀切非黑即白的观点来解读。

陈雁妮说:“第一展区的女性是爱国、反传统和追求自由的。第二区的大众媒体影像用漂亮的女人来达到行销的目的,带点性的意味,有学者会说这显示一种男性的凝视。不可否认,这些女性形象代表的是社会现代化,影像要传达的讯息是:当你购买这些产品就表示你也是个现代人。”

1949年是另一个华人女性服装的分水岭。旗袍在共产中国消逝,被工人装、中山服取代。但在海外,如香港和南洋却被发扬光大。

陈雁妮说,这时候香港成为新式旗袍重要的发展地,出现一种结合现代元素,如用拉链取代盘扣,以及更服帖、修身的西式剪裁的“港工旗袍”。

1949年后在南洋发扬光大的旗袍:(左起)峇迪布裁剪,附加小外套的旗袍;韩素音的沙漏型修身旗袍,以及受卡峇雅影响的南洋旗袍。

在第三展区,我们能看到旗袍到了南洋,与热带多元文化结合后的另一种百花齐放,如采用峇迪布剪裁,融入纱笼卡峇雅和搭配西式小外套的正式旗袍。陈雁妮指出,其中一件沙漏型的旗袍,原主是作家韩素音,身上流着欧亚血统的她,在南大讲课时总穿着旗袍,表现她的身份认同。旗袍布料以峇迪蜡染方式印上传统巴冷刀图案,是一款深获爪哇人喜爱,源自中爪哇宫廷的图案,展现独具一格的南洋风貌。

自身价值的协商

记者在副馆长与策展人的带领下参观展览,得出一个观察:华人女性服装的百年演变,并非直线发展,更多是伸缩性变革。压迫和解放像双刃刀,女人衣服、装束上一紧一松,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思潮加诸她们身上的,都是她们跟社会、政治、家庭和自我的一种谈判,一种对自身价值的协商。

晚清民国的旧照片,女子清一色平胸,因为清代有束胸去除女性特征的做法。陈雁妮指出,到1920黄金年代,中国女子受西方爵士时代Flapper女郎潮流的影响,再度束胸。当时一票Flapper女郎崇尚中性美,穿短裙、蓄短发和Bob发型,听流行爵士乐和到舞厅跳舞,做着“伤风败俗”的行径,表现和旧时代切割关系。陈雁妮说:“1920年代的束胸是要追求当时流行的‘女男孩’look,束胸是为了平胸穿衣好看。”从晚清的装束男性化,到1920年代的“男孩化”,男装女穿是追求自由解放的象征,但刚放缠足另一边厢却捆绑胸襟,成了一大跃进一小退步。

陈雁妮指出,中国政府在1927年立法禁固束胸潮流,民警更在大庭广众对束胸女开罚单,毫不手软的取缔,加上当时当红的女明星阮玲玉穿上西方舶来的胸罩(当时称作义乳),在旗袍底下展现S曲线,引爆天乳运动,这种畸形的审美观才被消除。

名媛站到“C位”

陈嘉庚六女儿陈丽珠的婚服采用文明新服的设计。

以往有关本地华社演变史的展示,几乎一面倒地只闻男性的声音,这次展览,许多鲜少亮相机会,华社名门的名媛却站到“C位”,让我们看到她们和时代的关系。

我们看见少女时代的宋庆龄束胸、“上衣下裤”的衣着与母亲合影。照片摄于她入读上海中西女中之时。女性受教育是进步的开始,她日后与夫婿孙中山成为中国重要的革命家与政治人物。

展览也展示陈嘉庚第六个女儿陈丽珠于1928年的婚服文物。粉红色的婚嫁套裙,采文明新装的喇叭状倒大袖设计,衣裙有浅蓝彩石西式纽扣,缎面绣上蝶恋花图,象征夫妻百年好合,淡化延绵子嗣的传统价值。婚服是请裁缝师在上海裁制后寄到马六甲。

张舜琴夫妇与父亲张永福(左)在新加坡合影。(张舜琴孙女王雷藏)

晚晴园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孙中山的南洋革命战友张永福于1905年购置的别墅,是孙中山在新加坡策划三次革命起义的重要据点。

此次展览以张永福的长女张舜琴(1904-1978)作为亮点个案,展现她了不起的人生。张永福思想开明,重视女儿的教育,让张舜琴在美以美女校完成剑桥高级考试,并资助她到伦敦攻读法律,在1927年成为第二位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的马来亚华人女子。张舜琴在1929年考获律师执照,成为本地首名执业女律师,在宋旺相律师楼上班。

张永福在女儿身上的投资是值得的。抗日战争结束后,生意受挫,在中国生活的张永福因曾加入汪精卫政府被羁押;律师出身的张舜琴成功为其脱罪,并争取回他们的家产。

透过张舜琴不同时代的装束——休闲、正式或时髦的旗袍;1928年与第一任丈夫,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罗隆基结婚时穿的西式婚纱;以及她考获律师执照时拍照穿的律师袍等,我们见证着一位自由进步的华人女子如何活出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激励人心的耀眼典范。

没有轶闻趣事的名媛多无趣?陈雁妮透露张舜琴展览说明看不到的逸事。她在1930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婚姻仅维持两年。在二战期间,她与小12岁的第二任夫婿王振纲结婚。那时她已年近40,在那个年代勇敢追寻这一段不折不扣的姐弟恋,可见她的思想有多超前。

一袭华裳:现代女性与服饰变迁

地点: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地址:大人路12号,邮区327874

日期:6月12日至12月12日

时间:上午10时至下午5时

入场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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