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语、网络语、翻译腔是否“污染”和“践踏”着中文？深耕语言学研究多年，曾在本地生活工作过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陶红印并不担心有所谓的中文或汉语危机，他受访时强调，我们也应该关注新兴语言现象中有用、有趣的成分。陶教授将在本周六于线上举办的文化讲座，回顾与剖析多年来围绕“中文危机”的论述及争论，并从多个维度探讨中文在当下与未来的境遇。
人们面对危机的心态，取决于对“危机”一词的理解。1959年4月12日，中俄冷战下的太空竞赛热火朝天，美国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一场演讲中说，“Crisis”的中文由两个字组成：一个代表危险，另一个代表机遇。他解释，俄罗斯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在多个技术领域的进步对美国构成挑战与威胁，但这也刺激美国加大研发力度。肯尼迪隔年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差获胜，美国后来的科技飞跃人尽皆知。危机是危险加机遇的说法，时而仍被西方政要提及。
不过，潜心钻研语言学多年的陶红印教授会告诉你，这是对“危机”一词的善意误解。
翻查权威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危机”这个合成词的解释是“潜伏的危险”或“严重困难的关头”，并不含“机遇”之意。“机”在词典里的其中一个解释是“事情变化的枢纽”或“有重要关系的关节”，例如生机、转机、契机。若取此意，“危”与“机”两个词根合并，大意应是“危险要到来的关键时刻”——这与“危机”的解释就很接近了。
陶教授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指出，对“危机”的误用是善意的，因为其目的是要励志或说明一些有关社会与人生的哲理。我们时常听到“舍得”是“有舍才有得”，“国家”是“先有国才有家”，也属于善意的拆词活用。
活用也好，误用也罢，上述例子在一些忧虑中文命运的知识分子眼里或许都不算大问题。他们研判，当代中文面临严峻危机，这关乎民族语言的堕落甚至文明的沦陷。据陶教授介绍，关于中文陷入危境的呼声已在中国知识界回荡近20年。不少学者、作家都为此忧心忡忡，关注的重点与角度则各自有别。
在本周六（3月5日）于线上举办的2022年吴德耀文化讲座，陶红印教授将以“当代中文的‘危’与‘机’：社会、文化及应用语言学的透视”为题，回顾与剖析多年来围绕“中文危机”的论述及相关争论，并从多个维度探讨中文在当下与未来的境遇。
当代中文内忧外患？
陶教授在《全球化之下的汉语》一书中提到，中国不少学者与作家都从各自的出发点表达对“中文危机”的忧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文国于2008年还出版了学术专著《危机下的中文》，专门探讨这一议题。
潘文国将中文的危机分为生存、发展、教学、研究四个方面，从多个角度细致阐述中文面临的险境。例如外来语、网络语、翻译腔对中文的“污染”和“践踏”，中国语文教学与研究的困境等等。
潘文国如今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2019年的一场演讲中说：“那本书是十年前写的，从实际情况看，经过十年，书里说的危机现在多数还存在。”
必须说明的是，潘文国所指的是书面语的危机，他在书中明确写道：“汉语、特别是普通话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确实不存在危机，但是书面语，或者叫‘中文’，却存在着极大的危机。”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汉语危机同样存在。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的一篇演讲稿《优质的汉语正离我们远去》在网上广为流传。韩少功感叹：“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他告诫：“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中国知识界约十年前还浮现“汉语保卫战”的争论，在中国掀起学英语热潮和互联网逐渐普及的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担忧母语受到“入侵”，中文报刊书籍出现越来越多英文词语，学生重视外语学习而忽略母语学习和使用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012年8月30日报道，商务印书馆当年7月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因收入了“NBA”等239个以英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被100余位专家学者联名抵制。
陶教授说，他并不担心有所谓的中文或汉语危机，因为任何语言都是不断变化、约定俗成的，只要有使用者，语言就不会消失，也不会静止不变。但他可以理解很多人的担忧与顾虑。
陶教授解释，一般而言，上一代的人对新兴语言现象有较多的抵触情绪，因为这些新兴格式很可能与自己多年的习惯用法不同，甚至造成沟通困难。此外，网络移动技术的发达，人类流动速度加快，导致语言的变化（包括方言消失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这给很多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
新加坡的华文华语
在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也常能听到一些华族长辈感叹：年青一代的华文华语水平每况愈下，且无兴趣提升母语水平。我们是否也面临语言危机呢？
陶红印教授曾于1993至1997年期间在本地生活工作，在他看来，新加坡是个多语、多元文化国家，华语只是其中一个官方语言，而英语作为国际上最为强势的语言，对华语的冲击很大。
陶教授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通常可以概括为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等，新加坡青少年对华文华语没有兴趣，会让老一辈人感到失落、身份认同错位，以及文化传承忧虑等。
他进一步分析，危机感的程度也与该语言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地位有关，汉语在中国的地位最重要，所以人们看到新现象以后危机感就最强，讨论的呼声也最高；新加坡有约70%的华人，虽然也有危机感，但不会上升到中国的层面；而在美国，华裔后代对华语的掌握肯定比新加坡更差，但是人们对华语的危机感不会达到新加坡的程度，因为华人只占美国人口不到2%，地位肯定也受限。
陶教授提及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的“讲华语运动”，他认为，这类推广运动虽然不能保证每个青少年都会对华语感兴趣，但是通过大众传播肯定会带来不少积极作用。
他建议，新加坡政府及民间社团也可以考虑多增基金项目，资助各类学校的语言学习与研究项目，吸引更多学生参与语言学习，“毕竟国民的语言能力是国家资源的一部分，也有重大的文化经济价值。”
语言发展的机遇
在陶教授看来，我们也应该关注新兴语言现象中有用、有趣的成分，不能只关注负面信息。毕竟，新兴现象之所以能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出现，肯定有其生存的适当条件。
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新兴语言现象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压制不了的，旧的说法用到了一定程度需要有所更新，所以语言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
陶教授说，有用、有趣通常是一个新兴语言现象赖以生存的重要指标，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例如“土豪”“网红”“宅”等说法就比较生动无害，已经证明有一定的生命力。
除了语言形式的创新，陶教授也认为，中文国际教育手段和方式的提高，语言经济的发展，语言公众服务项目的建立等等都可谓当代中文的机遇，是语言生活中积极正面的发展和未来愿景。从学术界的视野来看，应该既有理论语言学的意义，也有应用语言学的价值。
随着中国在经济、技术、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不断增加，全球范围内学习中文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陶教授说，近些年来中文背后的经济、文化崛起，无疑也会提升中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认为中文与英文可以竞争，但不必“此起彼伏”。
陶教授说，在来临的讲座选择谈论这个话题，与他的专业研究兴趣有关。他既关注语言宏观的方面，也关注微观的方面，两方面都和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关。陶教授希望，这个选题能够提供专业和非专业的听众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与大家一起探讨。
成为语言学家的偶然机遇
陶红印深耕语言学研究多年，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兼富布赖特加拿大研究讲座教授、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座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涉及话语分析、社会文化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当代社会语言学》《汉语会话中的单位》及《全球化之下的汉语》等。
陶教授告诉《联合早报》，回首自己的求学经历，选择语言学作为专业也是偶然的机遇。他回忆，当初考上武汉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报考的是古籍整理专业。由于导师年事已高，决定当年不再带研究生，因此就须要转换专业。
研究所的老师建议陶红印和同学转到语言学专业，他在老师的开导下，渐渐认识、喜欢上语言学。陶教授说，语言学需要严格的推导程序，真正有价值的语言学可以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而这是了解人类思维模式、互动方式和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窗口。
陶教授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们在回答别人的请求时，正面的回答通常不会在很长的停顿之后给出，而负面的回答常常伴随停顿、犹豫不定或解释性话语。
陶教授认为，除了理论兴趣以外，广义的语言学（包括应用语言学）还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如果我们能把语言使用特征设置在机器人身上，机器人的交流就会更像人类。自然语言的理解与生成都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最前沿的一些领域。
在陶教授看来，语言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属性标志，其使用范围无所不在，而语言学的研究对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将在本周六（5日）的吴德耀文化讲座上分享更多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心得。
2022年吴德耀文化讲座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与《联合早报》联办。吴德耀文化讲座自1995年举办至今，邀请蜚声国际的知名学者，主讲有关儒学、思想、中华文化、文学或海外华人社会等学术课题。
吴德耀文化讲座
讲题：当代中文的“危”与“机”——社会、文化及应用语言学的透视
主讲：陶红印教授
日期：3月5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10时
讲座通过Zoom以华语线上进行，报名链接bit.ly/3JVXiGg，或扫描QR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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