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洪瑞钗曾三度被以色列驱逐出境,两度遭拘留,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走入黎巴嫩、走进加沙,用手术刀缝补战争撕裂的人体与尊严。
时间回到1982年。33岁的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到电视新闻出现黎巴嫩贝鲁特被轰炸的场景。对黎巴嫩一无所知的她,被贝鲁特临海林立的楼房吸引,仿佛看到马林百列一带的组屋,那么似曾相识。
洪瑞钗是虔诚基督徒,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但一幕幕以色列轰炸平民的画面,与她对宗教的认知相去太远。她决定亲自去找答案。
她申请加入英国基督教救援会,奋不顾身去到满目疮痍的黎巴嫩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当起战地华裔骨科女医生。
她回忆道:“就像许多新加坡人一样,我从没看过战争洗礼后的千疮百孔,破坏程度远超新闻所见!我第一次觉得,身为医生,是那么的无助!”
洪瑞钗诞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两岁随父母来新加坡,自小成绩优异,中学就读莱佛士女中,1973年毕业自新加坡大学医学系,名列前茅,成为专科医生。
她尔后到英国行医,却为了要到贝鲁特当战地医生,辞去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骨科专科培训一职,与不到10名义务医务人员,辗转坐船乘车进入西贝鲁特,再到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加沙医院。
人,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另一个人
1982年9月15日到18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黎巴嫩的三个星期后,以军的坦克封锁夏蒂拉难民营(Shatila),放任甚至协助所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大开杀戒。
这三天,约3000条性命被夺走。洪瑞钗在这72小时里,一直待在物资越来越匮乏的加沙医院地下室手术间,为越来越多遭枪伤炮击的平民动手术。
“太多太多人了,像永不休止的流水涌进手术室,我至少治疗了200人,地上还堆叠着很多病人,许多送到医院时,几乎无法救治,尸体多到塞不进停尸间……”
坦克车撤离后,洪瑞钗和其他持外国护照的医务人员,在士兵枪口的胁迫下离开加沙医院,步行到广场接受盘问。
“道路两旁,堆放着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尸臭。我们千辛万苦救治几十个伤者,外面却有数千无辜的人瞬间被杀。我害怕吗?不,我很愤怒,他们怎么能如此对待另一个人!”
坚持,只为了问心无愧
作为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之一,洪瑞钗无法不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因此决定在以色列的卡汉委员会(Kahan Commission)听证会上供证。委员会由以色列政府成立,负责调查大屠杀事件。
供证结束,洪瑞钗被以色列“礼貌”地请走。后来,她与先生邱甲祥和友人,经过两年奔走,1984年在伦敦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药援助会(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简称MAP),至今仍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医药救援。洪瑞钗目前是MAP的荣誉赞助人。
1988年,黎巴嫩再次受袭,洪瑞钗再度披甲救援。出发前,她用半年时间撰写《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她笑说:“如果我不幸被捕,至少贝鲁特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可以留下来。”此书后来译成中文等十来种语言。但不到半年,她因这本书被驱逐出境。
“我当时还在动手术,士兵要我马上离开,我拒绝。手术完成后,我被士兵带到机场。”
每年9月18日,洪瑞钗都会回到贝鲁特夏蒂拉营,出席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每次,当地的巴勒斯坦小孩都会围着她,听她说当年的故事。
她对巴勒斯坦人的济世之心,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扬。1987年,该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Yasser Arafat)颁给她“巴勒斯坦星章”(Star of Palestine);2024年3月,她成为第四位新加坡哈佛俱乐部荣誉奖得主,半生奉献人道主义的精神再次受肯定。
医者,须有慈怀之心
对年轻医生,洪瑞钗的忠告是“行医者,父母心”。
“医生是一种特权专业,但别忘记我们作为人的慈怀之心,这是根本。就算无法治好病人,也要聆听病人说话,陪伴他们,争取最好的治疗法,减轻他们的痛苦。”
洪瑞钗身高不到1.5米,个子虽小,却用42年的心力,为巴勒斯坦人获得平等对待发声,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回到加沙。
她坚定地说:“我们(新加坡)是很幸运的,拥有和平。新加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发生,或是参与战争。没有什么事情是妥协或谈判无法解决的。人一旦失去性命,再也回不来,伤痛将代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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