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新加坡有多少观鸟人?一个参考指标是新加坡自然学会经营的脸书社群“Singapore Birders”,成员约4500人;另一个由新加坡人运营、专注拍摄新马一带鸟类的群组“Bird Sightings”,成员则有约5万2000人。

林金泉(63岁)出生于1960年代。童年时,他与家人生活在乌鲁三巴旺的甘榜。那时候,他没有上补习班,每天都和兄长林金成在户外看鱼、捉虫——林金成也是新加坡知名的观鸟人。

观鸟前先读鸟类书籍

热爱大自然的林金泉说,在各种野生动物中,鸟类最容易被发现。加上市面上还能找到一两本东南亚鸟类指南,帮助观鸟者辨认观察到的物种;相较之下,关于昆虫、两栖类的书籍则少之又少。

林金泉说:“从书页中的黑白插画里发现,某些鸟似曾相识,就这样按图索骥,慢慢学习。说到底,我们只是出于对自然的喜爱。”

他指出,1980年代学者本·金(Ben King)等人编著的《东南亚鸟类野外手册》(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South-East Asia)与克里斯·赫斯(Chris Hails)的《新加坡鸟类》(Birds of Singapore)对新加坡观鸟社群帮助极大,尤其前者附有彩图,方便观鸟者对照辨认。

新加坡观鸟活动蓬勃发展,林金泉(63岁,右起)、沈颖(17岁)与新加坡鸟类保育工作者杨鼎立博士(42岁)为自然志记录尽一份力。(龙国雄摄)
新加坡观鸟活动蓬勃发展,林金泉(63岁,右起)、沈颖(17岁)与新加坡鸟类保育工作者杨鼎立博士(42岁)为自然志记录尽一份力。(龙国雄摄)

“天然闹钟”噪鹃辨识度高

如今,林金泉已是资深的赏鸟人。请他说出一种辨识度高的新加坡野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噪鹃”(Asian koel)。

噪鹃响亮的“苦药苦药”声,每天清晨都在组屋区回荡,有人戏称它是“天然闹钟”,也有人受不了而向环境局投诉。不过,如今在新加坡如此普遍的噪鹃,在1970、80年代其实并不常见。

林金泉回忆,1981年服兵役时,他在巴歪岛(Pulau Pawai)偶然发现一只噪鹃,当场兴奋得不得了。

“Lifer(生涯新种)!”——这是观鸟人发现从未见过的物种时,心中常会冒出的术语。

如今噪鹃之所以如此普遍,其实与乌鸦(house crow)的数量有关。

噪鹃属于巢寄生鸟类,会在乌鸦巢中下蛋,迫使乌鸦充当“养父母”,专心喂养噪鹃的雏鸟。林金泉说,以前若想看到乌鸦,必须到丹戎巴葛一带的港口。

原属于南亚的乌鸦如何来到新加坡,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们是从马来半岛扩散而来。当年半岛种植油棕时引入乌鸦,以控制有害的小型害虫,结果数量失控;另一说法,是指它们随着货运船抵达新加坡,并在迅速发展的城市环境中繁衍开来。也可能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噪鹃四五十年前在新加坡并不普遍。(陈宇昕摄)
噪鹃四五十年前在新加坡并不普遍。(陈宇昕摄)

观鸟活动过去非常小众

曾经,观鸟在新加坡是一项非常小众的活动,相关活动主要由新加坡自然学会举办。林金泉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时,地点是在三巴旺的圣诺哥(Senoko)湿地。那时,这片湿地有成千上万的涉禽出没,是绝佳的观鸟地点;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购物商场。

他回忆说,当时参加观鸟活动的人寥寥无几,加上他和哥哥林金成在内,整个活动只有五个人参加,时过境迁,如今自然学会举办的观鸟导览活动场场爆满,想要成功抢到“门票”还真不容易,足见观鸟活动已逐渐从小众兴趣发展为大众爱好。

2002年林金泉在实里达上段蓄水池发现一只保育状态处于极危的亚洲鳍趾䴘(tī)(masked finfoot)。(林金泉摄)
2002年林金泉在实里达上段蓄水池发现一只保育状态处于极危的亚洲鳍趾䴘(tī)(masked finfoot)。(林金泉摄)

若参与过观鸟活动,不难发现,爱好者们常常举着“长枪短炮”,排成一列,各找角度,随时准备捕捉树上、河上不同鸟类的身影。如今,观鸟活动越来越以摄影为导向,几乎每位参与者手中都有摄影器材。

不过,鸟类摄影师未必就是观鸟人。许多真正的观鸟人,只是用摄影器材取代传统望远镜,以记录所观察到的鸟类,而非追求惊艳画面。林金泉便属于这一类。

林金泉也会“摄鸟”,但他强调,自己不会为了某个起飞或猎食的瞬间,在一个地点驻守数小时。他拍摄的目的,是辅助辨认鸟类物种,而非捕捉完美画面。

在福康宁公园一棵大树上发现一只鲜少出现在新加坡的候鸟普通夜鹰(grey nightjar)。(龙国雄摄)
在福康宁公园一棵大树上发现一只鲜少出现在新加坡的候鸟普通夜鹰(grey nightjar)。(龙国雄摄)

*此文改写自2024年12月刊登在联合早报的为本地鸟类存证 新加坡赏鸟社群世代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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