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嘎坡电影月经

2023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专辑 暴烈的沉默与温柔——与张吉安谈《五月雪》

蔡宝珠(右)受访时说,和万芳在《五月雪》中最后一场戏,让她非常撼动。(SGIFF提供)
蔡宝珠(右)受访时说,和万芳在《五月雪》中最后一场戏,让她非常撼动。(SGIFF提供)

字体大小:

张吉安:这个戏班在当时的5月12、13及14日连续三天在半山芭社区唱戏。第一天唱《六国大封相》、第二天是《六月雪》、第三天是《白蛇传》,恰巧事件发生当天演的正是《六月雪》,感觉像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导语:五一三事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从前,马来西亚学校的历史课本用一页纸不到的篇幅,说了这是一起种族冲突。学生被教导只需要知道这件事发生在1969年大选后的几天,五月十三号,除此以外便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笔者来到彼岸的新加坡的大学,读了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才真正了解到五一三事件是什么。当年大选,在野的民政党与民主行动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50.9%的得票率,执政的联盟政府(Perikatan)首次没有取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在野党上街游行,庆祝首次的胜利,却引起部分巫统党员的不满,最终演变成血腥的种族冲突。《五月雪》便是以这场种族冲突为故事背景。这部电影似乎不甘于已经写好在自己国家被禁映的命运,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威尼斯日(Giornate degli Autori)单元并获得了电影艺术特别提及奖,之后更是入围九项金马奖,并夺得最佳音效奖。

金马奖之后,《五月雪》来到了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放映,导演马不停蹄从沙地阿拉伯红海国际电影节来到新加坡,为观众解惑。演员拒演、疫情来袭再加上敏感的题材,这部生于马来西亚的电影,大概率无法回到这块生它育它的土地。在异乡,两个马来西亚人,谈论着一部生长于故乡的电影,是件很奇妙的事情。笔者和采访伙伴四腿与张吉安谈了半小时,希望能提供读者较为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五月雪》。

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这个电影很重要的几个关键词是“听见”“听到”“听说”,所以很多比较暴力的场面我们都选择用声音去呈现,而不是直观的视觉。(谢智扬摄)

关于《五月雪》

问:据说马来西亚有许多演员在看了剧本后不敢接演《五月雪》这部电影。能不能谈谈在选角以及其他方面所面对的挑战?

张吉安(以下简称张):我最早的打算是拍我所收集到的14个女性家属的故事。我们之所以想找本地演员是因为这些家属都来自不同背景:有的说广东话、有的说福建话、有的是从别的州属比如槟城,来到吉隆坡的五一三乱葬岗祭拜当年去世的亲属。但后来我们大概找了六个本地演员后就放弃了,因为没人敢演这部片,所以剧本也从原本的十四个人变成了最后的两个角色。

题材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更担心剧情问题。电影最早的构想有点类似于纪录片,但后来演员的变化让我们将一开始的纪录片转向剧情片。而且,如果要用我多年来收集到的素材来拍摄纪录片有点困难,因为要顾虑到受害者家属的意愿。

问:从纪录片转剧情片代表了从一个更加客观的叙事转向一个故事的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处理客观和主观叙事之间的转换?

张:当我做越多的口述历史,发现受访者在谈论五一三事件的时候会带有点愤怒。我所谓的愤怒是指他们会说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多么残忍,但其实这些受访者的心情与情绪是更温柔与缓和的,他们最后都会告诉我“都过去了”。但后来我发觉,在拍剧情片或需要去讲述历史事件的时候,无可避免一定要去还原历史现场。我认为这样的处理一不小心会变成仇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场面,一定有坏人和好人,但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好人和坏人呢?所以在电影里我采取的方案就是通过声音,如此一来观众就无法看见是谁,只能听。他们在回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是说了他们如何“听见”而不是“看见”。

关于普长春班

问: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戏曲,其中普长春班这个戏班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网上只看到十分少量的资料。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会选择普长春班?

张:你看到的资料应该都是我写的(笑)。我会发现这个戏班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乱葬岗等待家属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们在1970年代至1985年这段时间里,有人断断续续在乱葬岗唱戏。之所以会有人在乱葬岗唱戏是因为在当时有戏班的人死于这场暴乱中,因此他们的后代便来这个地方唱戏。这些资讯都是当时麻风病院里的人告诉我的,后来继续追问才得知来这个戏班是来自吉隆坡半山芭(编按:即富都(Pudu))和茨厂街,后来顺藤摸瓜,才得知这个戏班就是普长春班。这也成为了电影叙事的主要骨架,即是以半山芭、茨厂街与乱葬岗之间的三角关系来看待五一三事件的主要空间。

问:能不能和我们多谈谈戏班的历史和当时戏班在五一三事件爆发当晚的遭遇?

张:这个戏班在当时是附属于中华戏院(编按:即Madras戏院,1940年代由邵氏公司所建立)的戏班,在当时算是挺有名的戏班,第一任班主是“丑生王”梁醒波,主要是唱粤剧的。普长春班除了是电影院的附属戏班以外,他们也接野台戏,因此他们也接演一些酬神戏或是神诞。这个戏班在当时的5月12、13及14日连续三天在半山芭社区唱戏。第一天唱《六国大封相》、第二天是《六月雪》、第三天是《白蛇传》,恰巧事件发生当天演的正是《六月雪》,感觉像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后来我在半山芭做社区艺术的时候遇到两个唱大戏的人,他们告诉我在事件发生时,他们在半山芭看戏,开场不久就开始暴动,他们就都躲到戏台里面去,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但更加多人,大约四十人左右。我在电影里面也尝试过去还原这个场面,但是因为场面不符合逻辑所以才没选择还原这个部分。

关于声音

问:谈到“听见”与“看见”,电影里面并没有太多暴力的视觉呈现,更多的是通过声音和一些细微的画面细节来呈现的。能不能谈谈声音在电影里所扮演的角色?

张: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我必须要去衡量每个人所诉说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但我发现在这些口述中,听觉的叙述比视觉还要多一些。这些幸存者或受害者家属会说:“当时听到外面如何如何”,所以声音在电影里是很重要的元素。当时的幸存者并不是都目击了暴力,而是听到暴力如何进行,比如听到喊叫声或敲着木桶的声音等等。这个电影很重要的几个关键词是“听见”“听到”“听说”,所以很多比较暴力的场面我们都选择用声音去呈现,而不是直观的视觉。

问:电影里也出现了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广播,我尝试在网上搜寻这段录音但无果。

张:这段录音是从一个老人家那里拿到的,长达八分钟。我一开始本来想放完这段录音的,让电影里躲在舞台上的人都听完这段录音,但因为录音似乎有点太长了,也顾虑到里面的内容在今天听来也挺煽动的,所以我稍微剪辑了这段录音才放进电影里的。

附录:快问快答

问:当谈到电影时,首三个浮现在你脑海的电影是什么?
张: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英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假面》(Persona)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

问:在拍摄《五月雪》的时候,你一直在看的东西是什么?
张:当时一直在看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乡愁》(Nostalgia)。

问: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什么?
张: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大学时期的毕业论文就是在写他,方向是他的低角度镜头。这也影响到了我在拍电影是会使用一些低角度镜头。

导演简介:
张吉安,电影导演,广播人、社区艺术工作者,1978年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2020年以首部剧情长片《南巫》荣获金马最佳新导演。三年后以探讨国家历史伤痕的《五月雪》入围九项金马奖提名。他的电影关注马来西亚的历史伤痕,从《南巫》里的茅草行动和《五月雪》里的五一三种族冲突,展现了深刻的人文与历史关怀。

作者简介
P :家在桥的另一段,电视讯号跨越一座桥的距离,在清晨六点双眼惺忪的时刻来到我家电视前,播放着新加坡国歌。电视上播着梁志强的《跑吧!孩子》《小孩不笨》或陈子谦的《881》,铸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定居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真正开始去探索新加坡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童年的那一个部分原来只是整个图景的冰山一角。

LIKE我们的官方脸书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