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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博客】邬佳芮:大一的尾声

某个下午在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的紫藤花。(邬佳芮摄)
某个下午在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的紫藤花。(邬佳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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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虚无不再成为我逃避的借口,我将崩溃。因为我的每次祷告,都是向着看不见的明天。

天气变好了。夜幕降临于8点半以后,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夏天的午后。

一年有三个学期。最后一个学期是复习与考试,图书馆人满为患,课后的聊天也常以“你要复习哪些章节”开始,以“加油祝你好运”作结。因为我们专业学位的最终成绩仅以第三年为准,所以我心态倒不错,想读文献就读一点,读不进去也不强求。心理上倒是没什么问题,生理上却不受控制地觉得累,这无由也不应该。

学校有个人类学讨论组,每周四下午在酒吧讨论一本新书,天气好时,我们坐在数学桥对面的草地上喝冰啤酒,在树下阳光一寸寸消失,法国的女孩在这里读了博士,现在是一名老师。最近讨论的书是关于中国南平市的天主教影响。她说天主教堂像一棵榕树,在南平的上帝面前,人们在基督教的框架里,与此同时却有着一定的不被束缚的主观思想,但最终人们发觉上帝。一群一群的人雨后春笋般占据了草地。远处烟雾缭绕,也许化学物质使他们短暂地窥探世界的本质。最后我们的对话从人类学变成了闲聊。我受益匪浅,终于学会了布尔迪厄(bourdieu)名字的法文读法。

上课地点变成了市中心的另一个讲堂,再也不能提早十分钟起床,在老师即将开始讲课时匆匆跑到教室了。假期的时候和一个日本大阪的女孩见面,坐在Lady Mitchell Hall门前的长椅上,她在吸烟,也是一样明朗的日光,我们都不敢想象大一就这样即将结束了。

雨天不妙。有一天上完课,鞋袜都湿了,回家路上经过平日里摩肩接踵的广场。小摊位前无人驻足,刚巧在我不慎踩进了某个水坑以后,有个摊主叫住我,推销自己的菜。我想,尽管脱离了农耕时代,人们最终还是得靠天吃饭吧。

最近国王学院门前有很多有关巴以冲突的抗议游行,学生们搭起了帐篷。我的国际关系课经常问一些深奥的问题,比如如何减少战争;中国、俄罗斯是否想要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社会最强劲的力量;国际组织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总是给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想我要是给出巧妙的回答才出乎意料,届时我必定会因为国际组织没有我一席之地而愤愤不平。我们学了好些原理,却似乎无法解决任何问题,这使我们感到索然无味。

我最近很平静,没什么开心的,也没什么不开心的,盼望着假期,视现实为必经之路,没什么苦恼,享受简单的化学反应般的快乐。朋友曾经喜欢华格纳,觉得人生太过一帆风顺,想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一般绝望的怔忡。我告诉他这是个第一世界问题。

另一位朋友在伦敦学医,显然以为自己未来能救世济民。我们学校有晚宴的传统,大家穿着黑袍子,等待教授落座,等待院长读拉丁文的餐前祷告,再敲一声锣,前菜主菜甜点方才依次上来。我平常与其他三个人一同去,但我最近累,伦敦的朋友便成了替补。

他也一切如常,周末仍然喜欢去公园看鸟。他最近喜欢每句话都引用“My Little Airport”的歌词。我说:“累。”他说:“200年后这里什么也都不是/宇宙里有什么不是暂时?”我说:“我觉得200年可能有点费劲,毕竟这大学是800多年前建的。” 我觉得我脚下的砖至少能再见证几百年的风露。尽管我们不在了,故事将被重塑,被铸成一个个寓言与传奇,使我们仿佛打破了时间的局囿,仿佛在先贤驻足处驻足便能与其高谈阔论。

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穿越了海湾后想回到自己的屋邨,但我们并不想返回屋邨,眷恋的是种幻想的悲伤。我想我们都在为赋新词强说愁,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不快乐是有机的不快乐,它自内向外占领我,像一棵榕树。

如果虚无不再成为我逃避的借口,我将崩溃。因为我的每次祷告,都是向着看不见的明天。

(传自英国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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