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公园有什么？由全素人组成的台湾电影制作团队“你哥影视社”制作的首部长片《公园》（Taman-taman，2024）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看完电影后也不一定有一个答案。电影从两个在台的印度尼西亚籍学生开始，两人在公园聊天：从来台的经验到自己的家乡再到自己的未来。公园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容纳下所有人、事、物，所有真实的、虚构的东西都出现在苏育贤的《公园》。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马来诗歌（puisi）、工人们经验的口述或转述，也有许多有剧本的部分。《公园》与其说是一个纪录片或文献纪录片（docudrama），倒不如说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当真假混杂时，谁真谁假怎么区分？这也是《公园》所提出来的命题。
据导演所说，台南公园是移工们周末的聚集地，他的上两部短片《工寮》（2019）以及《宿舍》（2021）中的工人也是在这边认识的。导演没遵循传统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拿着一台摄影机到台南公园拍摄这些移工，而是让这些在台的印尼籍移工或学生或诗人，在一个新的空间重新演绎他们的身份。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像观众揭示了这是一部“被制作出来的”电影。当两个学生在交谈时会刻意隐藏一些事，正如导演也刻意让观众知道他的意图：画外的幕后人员入侵电影的幕前，幕后的翻译员正在向导演翻译他们正在说什么。第一个镜头揭露了意图，电影之后的部分就在于构建一个空间，让事情发生。
如果观众要去计较电影的什么部分为真、什么部分为假，那将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事情。电影中固然有些很明显是虚构的部分，如两人所设立的午夜电台，Ini Radio Yinni（“这是印尼电台”）。电台是虚构的，但里面的故事听起来又那么的真实，身为观众应该如何区分呢？
导演在访谈中提到，电影中的警卫亭电台是他的主意：“警卫亭成为广播电台的发想是取自小时候的回忆。小时候我在公园参加写生比赛，第一次发现公园的石头喇叭，在造型上就感受到很强烈的趣味，好像它会突然冒出声音。后来每当我去公园的时候，就会觉得公园像是透过喇叭在跟你说话。至于它究竟在跟谁说话、要传递什么讯息，让我觉得很有趣，可以把它理解成现实世界的某种神秘物件。”
午夜电台Ini Radio Yinni的想法也是其中一位主角的想法。诸如此类的合作在电影中俯拾皆是，这让里面的“故事”是有机地发生，导演的权力被下放，电影中的人物角色能用自己的方式发生，并对电影的制作提出看法。这种民主的创作模式与《工寮》以及《宿舍》中使用创作坊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台南公园在电影里不仅仅是一个实质存在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创意空间以及互动空间，让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在这个空间交换想法，创造出一个新的叙事空间。
然而这样的叙事空间仍有值得叩问的地方。回看电影的制作方式，导演一开始在网络上征集故事，之后再让两位诗人／演员用诗歌或电台广播的形式念出来。但是这样的做法让这些移工的故事得到了文学的加工，又通过不同的媒介或形式表现出来，这当中是否存在着一些资讯上的流失？换言之，每个移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个人且独特的移民经验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消解或扁平化？这些不同的经验又应该如何处理才能称之为“妥善”？《公园》的创作手法似乎也说明了一个困境：无论权力如何被下放或平等地分配，都无法改变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天生的不平等关系。《公园》在这里并非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通过虚实交错的手段去弥补对移民／工群体的认知落差，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剥削移民的叙事。
虚实交错的影像以及不同故事的展现在这部电影不只是要展现某种真实，同时也让观众看到叙事的力量。回到电影的“剧情”上，两人每天下午都在公园内搜集故事，并在晚上整理成诗歌或故事，通过电台朗读出来。这些故事或叙事起到的还有一种集体疗愈的功能。电影的结尾大家都在警卫停外排队，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故事的共享凝聚了群体，大家都在分享以及聆听故事中得到疗愈。坐在黑暗的影厅里，观众也在聆听这些故事，换言之观众也在这个被分享／疗愈的群体内。午夜的公园成为了某种疗愈的空间，它是一种开放性的邀请，让观众重新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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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家在桥的另一段，电视讯号跨越一座桥的距离，在清晨六点双眼惺忪的时刻来到我家电视前，播放着新加坡国歌。电视上播着梁志强的《跑吧！孩子》《小孩不笨》或陈子谦的《881》，铸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定居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真正开始去探索新加坡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童年的那一个部分原来只是整个图景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