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兵去年在戛纳电影节（也作康城影展）开始了他的《青春》之旅，从〈春〉到〈苦〉到〈归〉，摄影机跟随这些在织里的工厂里工作的青年，见证他们的青春是如何被编织进每日几百件的童装里。这场关于织里的旅程从2012年拍摄《三姊妹》时遇到的几位女子开始，后来孕育出了2016年的《苦钱》、2017年的《方绣英》以及长达15小时的装置艺术《15小时》再到2023、2024年首映的《青春》三部曲。织里成了王兵纪录片的一个新据点，未来织里的故事会否再继续值得影迷继续期待。
《青春》三部曲说的是织里的故事。织里是一个靠近上海的小镇，镇上有大概1万8000家纺织工厂，专门生产童装。《青春》记录这些在纺织工厂度过青春岁月的工人们，他们的生活。
青春一词所指代的是对时间的感受，它糅合了现在和过去，而王兵的织里故事也囊括了过去和现在。《15小时》将一个纺织厂工人的一天——满满的15小时的工作时间，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银幕内和外的时间是重合的，观众在观看劳动的同时，也正在经历某种劳动（观众被锁在狭小的座位，无法恣意移动）。《15小时》提供的是一种对于时间的直接感受，时间通过另一种形式被展现出来。当我们观赏一部15小时的电影时，观众大概会考虑的其中一个问题是：这部电影值得花费15小时去看吗？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前者所问的是关于时间的经济问题，而后者则是关于时间的政治问题，这也是王兵的电影中两个最重要的母题之一。
《15小时》和《青春》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处理时间的方式，前者属于一种极端的时间展演，通过时长来达成其目的；后者则是将时间压缩，通过剪辑来构建叙事结构，展现了时间被压缩后的有机样态。换言之，《15小时》是让时间显现工人一天15小时的工作时间；《青春》将几千小时压缩成接近10小时的影像。
电影有了小说般的质感
当《青春》以三部曲的形式发行时，其中最大的考验便是对素材的处理以及段落的选择，像小说一样：该在哪里断、哪里起、哪里分章、哪里分段。 电影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对素材的选取以及拼接是十分有机的，从段落到段落的转换并不突兀，观众能很快沉浸到下一个段落里去。精准的段落选择造就了精确的结构，让电影有了小说一般的质感。不同人物的叙事层层交叠，随着镜头的推进，观众也随之潜入不同纺织工人的世界。
导演所采取的剪辑思路并非简单的一人一节，有些小节会有不同人物的出现，比如〈苦〉中的一些部分谈到工人的薪资惨遭克扣，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派了个代表和老板讨价还价，其余的工人则躲在楼上的纺织间或讨论或等待。每个个体在电影里都得到了尊重，摄影机记录的是人的状态。剪辑上的选择让事件自然发生，无论是日常的打闹嬉戏或半年一次的工资结算和老板吵架、讨价还价，观众看到的是一些片段被有机的切碎、重组，让这些不同的小节在叙事结构中各司其职。
“你的电影什么时候完？”〈苦〉里面的人物对摄影机说道。
这样的对话在电影里皆有出现，这也让观众意识到摄影机的在场。摄影机的在场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面对人物的不完整性，即被摄者不一定会把所有的权限（access）给摄影机。然而，《青春》的摄影机被赋予了极大的权限，甚至是看似是剥削者的老板，在工人与之讨价还价的部分依然露面。王兵的电影不仅仅是观察性的记录，同时也融入被摄者的生活，工人们把王兵当作是朋友，而非只是纪录片导演。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些看得见的日常生活和看不见的议题才能被看见。
就像那个人问摄影机的，电影什么时候完？电影有终结的时候，但这些工人的日常和青春就这样被缝纫机的声音渐渐消磨，他们的青春随着电影的结束而消逝。当然，电影里还讨论了许多更大的社会议题，比如城乡对立、资本对基层劳工的剥削、劳工权益，甚至是触及了更大的社会议题如2011年的织里骚乱等。但王兵的意图不限于此，他关注的是这些人当下的状态。摄影机作为一个时间机器，记录了这些劳动者的青春是如何被埋藏在织里的纺织厂和他们的迷茫的未来里。这种记录不是怜悯式的上帝视角记录，也不是纯粹而冷静的观察式记录，而是富有温度且保持距离地记录，几乎就像是王兵在问观众：“我有一些关于织里的故事，你有没有兴趣听听？”的感觉。
作者简介
P ：家在桥的另一段，电视讯号跨越一座桥的距离，在清晨六点双眼惺忪的时刻来到我家电视前，播放着新加坡国歌。电视上播着梁志强的《跑吧！孩子》《小孩不笨》或陈子谦的《881》，铸成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定居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真正开始去探索新加坡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童年的那一个部分原来只是整个图景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