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初期的县城是蒙着一层灰的。那时候虽离改革开放，经济腾跃期间过去了许久。水泥路上的表面仍混合着大量粗糙的碎石，而与这类扬尘厚重的马路相伴的，自然也只有沾满黄土的小汽车与电瓶车。那时唯一能勉强被称得上是公共交通工具的只有“黄包车”，它更为精准的名字应该是：人力三轮车。车身由三个又大又窄的轮子支撑，前面有一个车座子，为司机提供坐着蹬车的地儿，后边则是一排能够容纳两名大乘客和两名小乘客的假皮座位。我对这类车子相当了解，倒不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坐，而是因为我爷爷年轻时就干这儿行。我老家后院如今就躺着这种车子的残骸。小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黄包车”，人们去镇上时，或者赶集累了，就会随便吆喝一辆“黄包车”，司机会根据距离收个三两块钱。
那时我常往我爷爷车上贴那些奥特曼贴纸，也常常将那个地方当作攻城游戏中，我及我的部下的专属领地、专属坦克。我曾以为这种车子出现在马路上是一种常态，长大后去外地上大学时，也没对外头的路况上什么心。直到某次再次回到老家，我才发现那种“黄包车”不过是我老家在那时的专属景象。
这次突然回来，是因为爷爷病得有点急。急急忙忙赶回来的，还有我的父亲。其实不用任何人说我也知道，他回来，绝对是冲着爷爷床底下那笔存着的钱来的。自从他发现我爷爷腿脚开始变得不灵利了，身体变得差劲了，便开始偶尔莫名回家献一波殷勤。这次估计也是他家里新的那位轻轻地怂恿了一下。他们那两口子，就没盼过我爷爷好过。
我清楚地记得，爷爷总说要留着这笔钱供我读大学。他天还没亮就起床了，赶着早集，去给后院里的鸡鸭买糠，然后再背着一篮篮的家生蛋几毛几毛地卖。他挑着隔夜的粪便给顶楼的蔬菜施肥，然后再穿着他那双褐色的布鞋，蹬着“黄包车”，拉着几十公斤的大乘客小乘客，以及他们的行李来来往往。
我读大学时，申请了助学贷款，有工作能力后，需要连本带利地还。但我转头把他说得晕头转向。我告诉他，如今国家十分看重大学生，提供了这样的，还有那样的福利。我告诉他，如今情况好起来了，国家真的很舍得为人才下血本。他特别高兴，他的孙子是一个大学生，是国家认可的人才，他乐呵着露着大牙花，去找还没死的老牌友吹牛皮了。我不愿意花他的钱，没有任何独特的理由，我就是不愿意。
从前的黄包车，如今街上早已见不到了。那些脏兮兮的国产小汽车，也在变迁中消失了踪影。他们不懂通货膨胀，只会感慨：钱真的是越来越不值钱。以前五块钱能过好多天，如今五块钱只够去路口吃一碗粉。他们不懂经济学，更不懂该如何理财，也不知道存款的年利率须要高于或等于通货膨胀率，才能勉强维持存款的真实价值。他们只知道一点一点地攒起来。
他花了很多个五块钱，才存了三十万。
那年我妈跑了，我爹再婚，他们都不要我。只有放寒假，我爹他们才会叫我过去，让我给他的小孩辅导作业。过年时，他老婆娘家来人，他们告诉他们，我是亲戚家一小孩儿。只有爷爷让我继续和他过，看我没吃饭就回家了，颤颤巍巍地去后头，给我热了碗白粥加麻油。
我知道我爹如今一家的心思，我不觉得他配。我也并不觉得自己配。他以前总说以后我上大学了，他要在家里给我煮饭等我回去吃。但无论如何，我就是想要那三十万。
是因为势利吗？我成了一个势利的孙子了吗？
可是，那些钱，爷爷他人走了也带不走。
这是他留给我的。
不要白不要，难道不是吗？
真的就是这样吗……
我就是觉得好不公平，怎么会那么的不公平。他辛苦了一辈子，他辛苦了整整一辈子。我工作后省着点花，两三年就能攒出三十万元，但是他却花了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