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而言，腹中生命的去留从来不是她能抉择的事。在1930年代末的津洲，这座在战争硝烟与现代化浪潮夹缝中挣扎的港口城市，女人的身体仍旧更属于家族，而非自己。那年她刚满22岁，在学堂教书，青涩得像初春的柳芽。陈与同事张的几夜温存，不过是乱世中两个年轻人偷得的片刻喘息，像冬夜里将熄的炭火，微弱却灼人。
可这份短暂的亲密，换来的是日渐隆起的小腹。陈整个未来都在晨吐的酸水中摇晃欲坠。
张在得知消息后慌乱地提出了成婚。但陈的母亲，那位守寡多年、将贞节牌坊视作毕生追求的妇人，只觉得天塌地陷。在她眼里，女儿隆起的腹部是比战火更可怕的灾难。
婚礼掩盖不了月份，喜宴堵不住闲言。那些精明的亲家，那些掐着指头算日子的三姑六婆，会像秃鹫啄食腐肉般撕碎她们母女的尊严。一个靠守节在亡夫家族立足的寡妇，最清楚流言能让人死上第二回。
耻辱从来不只是情绪，而是悬在女子颈上的绞索。对没有经济自主权的女人而言，清白就是活命的粮票。而此刻，女儿的子宫，成为了她们生存体系的破口。
不过很快，精明的算计取代了最初的震怒。她找到张家老爷，将一切归咎于对方儿子的“糟蹋”。几番耳语往来，最终定下的“救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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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找来的“护士”比陈大不了几岁。布包里裹着的器械泛着冷光，消毒水混着铁锈的味道，刺得人眼睛发酸。陈躺在霉烂的草垫上，冷汗把碎发黏在苍白的额头，像暴雨中倒伏的稻穗。
“护士”从搪瓷盘里拈起那根针管时，酒精还在针尖悬着水珠。针头足有三寸长，在煤油灯下泛着冷硬的青光。针管在陈的眼里与其说像一件医疗器具，更像一件刑具。陈睁着眼，望着天花板，咬紧了嘴唇。当冰凉的金属抵上肌肤时，她下意识绷紧了腰腹。针管刺入的瞬间，先是皮肤传来尖锐的刺痛，紧接着是更深处的撕裂感。陈死死咬住下唇，尝到腥甜的血味，却分不清是嘴唇破了，还是身下涌出的血。
那痛是尖锐的、彻骨的、难以名状的羞辱。那一瞬间，陈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医治，是处决，是往活人体内钉棺材。
汗水糊住了眼睛，在模糊的视线里，陈看见护士的手在发抖，针管的颤动也愈发剧烈。
这时，宫缩来得又急又狠，像是有把钝刀在腹腔里翻搅。血水浸透了粗布裙子，沿着褥子流下，染红了床板。“护士”仓皇失措，手忙脚乱地试图用生锈的剪刀剪断脐带。或许是因为无知，“护士”粗心地留下了胎盘，遗漏了这场“救治”最重要的关节。
陈的指甲抠进了掌心的肉，但始终没吭一声。不知是疼得失了声，还是倔强地守着最后最后一丝自尊。手术早已停止，可失血从未停过。
时间一点点流逝。陈的皮肤变得灰白，脉搏微弱。
天光将明，陈便陷入了静默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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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用半匹白布裹住她的尸身，草草钉了口薄棺。对外只说女儿是急症暴毙，晌午前便匆匆下了葬。几周后，张娶了妻。听街坊说，新娘生得秀丽，在小学堂教书，今年刚满22岁。津洲，一切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