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我在上海实习，工作本身并不累，早10点到晚6点，办公楼坐落于一片繁华的商区，旋转门对面是芬迪爱马仕的巨大广告，络绎不绝的车，和白衬衫黑帽子的门童，在大热天里等着替人开车门。不远是静安寺、路易威登游轮形状的旗舰店（名副其实）和全世界最大的星巴克，可惜我一个也没去。我最喜欢上海路两侧接顶的法国梧桐，在路灯投映的一束一束光柱里，像老电视里的雪花、灰尘样的颗粒飘浮旋转，阔阔的叶子也旋转着落下。或许是天太热了，这个夏天我也没有像以往来旅行一样，在夜里走在街上。我似乎不在上海，每天去上班，下了班回家看电视。或许对我来说，规律的生活昭示着浪漫主义的瓦解冰消。
自然地，色彩被过分压缩在周末。第一个周末，我在豫园外的城隍庙附近找算命的人，想找刻板印象里拿着本破旧折角《易经》的老头，平时他们鱼贯而出，令人趋之若鹜，但当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命运时，却无果。整个园区不出意外地商业化，与全中国所有景区有着一样招牌一样食物的小吃档口（烤串奶茶臭豆腐云云）和千篇一律的古风和纪念品店。但有些小巷子拐进去却住着人家，或是卖极廉价的毛巾脸盆雨伞的小店铺，店门外总有些不知和谁是什么关系的人聚在一起，坐在塑料凳子上，细想想我忘了他们那时坐在那里干什么。有个骑有些破旧的三轮车的老人说他知道哪有算命的，但两公里要收50元，比出租车贵三倍多。后来回去路上的出租车司机说上海人不信这个，偌大个城也就四十几个算命的，也不知哪来的数据。我想三轮车夫或许真知道哪里有算命聚居区，是我拒绝了命运渐渐袒露出来的胸怀，抛开了她的橄榄枝。
下一个周末我去了上海附近的岛。先是坐出租车，开过跨海大桥，到沈家湾渡口（似乎也有大巴车可以到，但我从来没有赶上过），然后坐两个小时的船到岛上。那天风浪很大，船摇摇晃晃，像是架颠簸的飞机。岛上不少上海来的游人，我早就想到我无处遁形。惊起的海浪拍打在高高的岸上，太阳要落下去的时候，海岛的晚霞像是放课后的武吉知马。岛上出租车似乎都不怎么打表，随意上了位在渡口拦人的大姐的车，有些意外没有被收过高的价格。她让我们第二天给她打电话，包揽了整个行程。她总比我们急，早上让我们去海崖看日出，人定胜天般疯狂沿海开车。但像是所有日出一样，天不知不觉就亮了，平和中带着期待已久的失望，毫不意外地在心里幻想喷薄着蒸腾的景象。我们趁着众人还在赏景时溜走，在咖啡店靠窗的位置瘫坐着看一个一个人从景区走下来。过了一会儿，大姐到了，迫不及待地问我们，看到日出了吗，看到朝霞了吗？我们说，看到了。她说：“你们真的太幸运了，我本来以为今天是个雾天，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霞的。”
我们当然什么也没看到。后来，8月5日的夜里，车路过陆家嘴，我们忽然想起那天大姐说她的丈夫将要出海的日子。正是今天。
我一直幻想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或许是我，或许是我的孩子，一个小小的身影，放学回家时非要绕远走经过沙滩的路，敬畏地亲切地看着海浪斜着抚慰沙滩，再被竖直地拽下去。他／她就是在那时候感受到有一股酝酿已久的力量，使一切有着既成的规律。这个孩子开始有了幻想，开始恐惧遗忘，于是只能记下来，哪怕词不达意。于是有了一些海边的故事，哪怕永远没有人读到，而长大的孩子又羞于打开它。
文字有意义吗？如果它们单向地被运输到纸上，只是允许孩子满心欢喜地存贮，安心地忘却，在笔窸窸窣窣划过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