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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女儿养的兔子死了。
我们六个人在不大的客厅里站成一排，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头顶的风扇转个不停，好像一只血滴子悬在空中，随时要索命。我站在队伍的一端，斜眼瞥向不远处蹲在地上处理死兔子的May。她扎起头发，套着一次性手套，把僵硬的兔子从粉色笼子里拎出来，塞进塑料袋。兔子通体雪白，肥得仿佛能把笼子细细的铁栏撑爆。它平日总把脸贴着栏杆往外探，那双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某处。兔笼就放在餐桌下，靠近过道，人来人往，只要一低头，便会撞上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
可现在它死了。张老师的女儿张玲最宝贝这只兔子，给它取名Bubble，还常把它抱进房间里逗弄，或放在床上。张玲对Bubble疼爱有加，但每当Bubble在房里排泄时，她就开始疯了一样咒骂，捏着Bubble的两只耳朵用拖鞋抽打它的身体。张玲在国大读书，平日不在家，只有周末才回来。她不在的时候，Bubble就被关在那只粉色笼子里吃喝拉撒。我并不可怜它，这种奢侈的怜悯我宁愿留给自己。我们从不敢招惹Bubble。张玲霸道得很，很少和我们说话，却常常故意大声抱怨家里人太多。
今天是周一，张玲刚回学校，张老师也没立马告诉她Bubble死了的事。四房式组屋的客厅本就不大，此刻六个人站成一排，更显得逼仄。不是地方太小，而是人太多。我们也不是按照身高排的，像一支走调的乐曲，高低错落。地板是白色的瓷砖，我们光着脚，这里没有为我们准备拖鞋。刚站定时，冰凉从脚底直窜头皮，冷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张老师原本低着的头，缓缓抬起，眼刀猛地射向我。我咽了口口水，此刻身边其他人身上散发的如出一辙的洗衣液味格外明显。
“谁干的自己说。你们都知道我有装监控，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没人承认我就调监控，到时候可不止骂一句打一下这么简单。你们最好快点站出来。”
张老师的语调平静，还是那副自以为有威严的样子。没有人出声。我低着头，看见旁边的Jaden双脚交错，脚趾不停卷缩。沉默里，只有May在擦血的声音。她饭做得不好吃，但张老师在时，她算是手脚勤快的。白色塑料袋太薄，我透过那层塑料看见Bubble的红眼睛。兔子总这样，眼睛和眼眶都是瘆人的红色，身躯却很庞大，我总觉得它想说些什么，却被困在这一具躯壳中，所以它的双眼总是充满怨恨。我不敢直视它，活着时如此，死后亦如此。我总觉得那是某种怪物，只是披着兔子的皮，但那双赤红的眼睛不会骗人。
静默太久，张老师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们面前，翘起二郎腿，转身从餐桌拿起杯子喝茶。头顶的风扇依旧不知疲倦地旋转，风速开得太快，吹得我鸡皮疙瘩直冒。她慢悠悠地喝完茶，把杯子放回去，又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是一根伸缩教鞭。她总随身带着，教书用得上，平时也用得上。教鞭不知哪里买的，商家倒是有良心，做得很坚固，伸出来抽人时格外结实。
张老师似笑非笑地看着手中的教鞭，轻轻拂过，我感觉到隔壁有人在抖，下意识地，那大概是Jaden。这也是我最看不惯张老师的一点，用暴力威胁一群未成年的孩子，或者让他们互相残杀，这对她到底有什么好处？还是说，她所信奉的教育，便是靠皮肉之苦矫正灵魂的畸形？不论她怎么想，在我看来她的行为就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卑劣的、以蚕食下位者的痛苦为养分的、无可救药的女人。
这并不是无端的指责，或是片面的决断。张老师在她丈夫和公婆面前可不会这样。若是说在我们面前，她的短发像是刺猬竖起来的刺，那么一见到她丈夫和公婆，她的短发就像软下来一样，有些萎靡，像阵亡的千军万马。她是早年从中国来的，工作了十几年也没拿到公民，手握多蓝登记年，也申请过公民，却始终没有被批准。家里人催她回去相亲时，她选择嫁给现在的丈夫张振川。张振川是个自己开公司的小老板，是她和朋友喝酒时认识的。她靠嫁给新加坡籍的男人扎根，却依旧拿不到公民权，干脆一鼓作气生了一个孩子。为了不耽误工作，她从怀孕初期一直坚持到生产前一个月还在学校里上课。哪怕同事和上司劝她休产假，她也只说：能多交点公积金就多交点。
在张老师家待久了，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多多少少知道这些事，有的是从家长那里听来的，有的是从生活细节和对话中拼凑的。说是寄宿，其实我们不许带自己的手机，于是时间变得格外漫长。偶尔有人偷偷带进来，半夜缩在被子里玩，后来变成了我们聚在一起看。张老师查寝推门进来时，我们会替彼此打掩护。那是一天里难得的快乐时光。可后来被人举报，第二天她就找出手机，当众通知家长，狠狠警告一番。被发现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虽然我还不知道告密人是谁。
我们六个人年纪差距大，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三年级，都睡在一间从书房延伸出来、用隔离墙圈在客厅一部分搭出来的“宿舍”里。没有床架，没有书桌，只有铺满地的单人床垫。五张床垫并排横放，下面再横着放一张，拼出了一个残缺形状。
在如此“亲密无间”的环境中成长，我们六个人的关系却算不上亲近。除了部分因年龄差距过大而产生的代沟，更主要的还是拜张老师所赐。在这里，先写完作业的孩子有先吃饭的权利，先吃完饭的孩子有先洗澡的权利。但洗澡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男生不能超过五分钟，女生不能超过十分钟。虽说不算极其苛刻，但这种计时洗澡的方式，总让我们不敢松懈，只能胡乱冲洗一通就出来，生怕超过时限。洗澡用的是统一的一千一百毫升羊奶沐浴露，洗完后身上都带着一股发腻的奶味。我们只能在外面的浴室洗澡，May也在这里洗，不过她只能等到晚上十一二点大家都睡了才行——这是张老师的规定。
窄窄的浴室是长方形的，一开门便一览无余，没有干湿分离。早上大家一个个排队刷牙，挤在里面抢着挤牙膏，挤好了便到客厅里刷，再去漱口。做作业时不许交头接耳，吃饭时不许说话，睡觉熄灯后更不准说话。我们一天到头，根本没什么机会真正交谈。
虽说如此，我还是与另一个中三生走得近些。她叫许月见，和我同校不同班。送到张老师这里寄宿的孩子，大多是家里有问题或难言之隐，她应该也是如此。我没问过。我们在张老师家里维持表面上的陌生，张老师开车送我们去学校时也故意保持距离，直到确认车开远了，我们才不约而同地走向对方。我们都是安静的性格，或许也是因为在张老师家里沉默太久了，不说话成了习惯。她偏理科，学数学和科学；我偏文科，专攻文学和历史。唯有华文课时我们会碰面，其他时候只能在课间偶尔擦肩。但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等在对方课室门口，在recess和lunch time一起吃饭。吃饭时我们依旧不说话，仿佛害怕如果养成了“边吃边说”的习惯会在张老师家里招来危险。
在学校的时间很煎熬，在张老师家的时间也很煎熬。那天我偷偷把手机藏在书包里，拿出一根有线耳机，我们一人一只。我开了Spotify，因为没开会员，总会被广告打断。下午一点，社团时间，我们坐在食堂尽头，楼下是足球场。学校周围空旷，风轻松地吹过来。我们并排反坐在食堂长椅上，面向操场。天气太热，我脱下校裙，只剩体育裤。一大片云慢悠悠地抱住太阳，天色骤暗，一阵猛烈的狂风袭来，吹散我们身上的暑气。耳机里传来一句歌词：
——请别举起手枪／喔这里没有反抗的人
那一刻，我下意识觉得那是命运卷来的风。我们就那样坐着，被命运穿过。耳机里的音乐没停，我们保持原本的姿势不动，直到阳光重新洒下来。歌声结束，切换回广告。我们并肩而坐，谁也没有开口。
（待续·每月第一周星期五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