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又到周六了，能回家的孩子都回去了。那未必是真正的“家”，可能只是出租屋，可能是有一家人却不是自己的“家”。我收拾了不多的随身物品，背上装着作业的书包，和许月见道别。她总是留在这里，好似没有去处的流浪儿。张老师的房子从来不是我们任何人的家，所以哪怕是回到一个不像家的家，也比留在这里更自由。但她从未离开过。我不想过问，每个人都有不愿说出口的心事，我又何必去打扰。
回到母亲租的房间，我没见到她。母亲是全职幼师，周末还要出去兼职。她常说留在这里太难，开销太大，不多赚些钱心里不安。我们住在一栋排屋隔出来的七个房间里，租客来自中国各地，也有像母亲这样带着孩子的。房租不高，因为地点偏远，我要坐地铁转巴士再走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但便宜，包水电，房间不算小，两个人住够了。房间里有一张Queen size的床垫，至少还有铁床架，不必像在张老师家那样睡地上。因为只有一张床，我回家时只能和母亲挤在一起。
出租屋里东西不多，我们总在搬家，每次搬家都得舍掉一些用不上的东西。我讨厌搬家，每次丢掉熟悉的物件，就像丢掉自己的一部分，清楚地知道以后不会再找回。但我们不得不搬。房东的种种原因逼得我们四处迁移，所以家私从来不多——一张折叠木桌，几箱衣物，剩下的寥寥。我的东西永远有限，好像漂在海上的一艘小船，得到了很多，却不能全留，贪心的话船会翻。来新加坡很多年，我的血液和性格都被南洋的热侵蚀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呢？因为贫穷，我不敢像同学那样放学后去逛街喝奶茶，奶茶很贵，衣服很贵，一顿好点的饭也很贵。唯一廉价的，是我埋头写卷子的青春。人生最有活力的年纪，我却只能与无止境的资料斗争，与数学的公式斗争，与化学实验斗争。我无法享受过程，因为没有人看过程。
母亲把我送到张老师那里寄宿，也是不得已。她每天工作九小时，一回家就累得合眼就能睡。对我，她已尽力，所以我不怪她。十年来，她的工资从两千五涨到五千，但依旧捉襟见肘。我的学费每月就要耗去她一半的收入，还要付房租、交通费、电信费、生活费。寄宿张老师家，一个月五百，至少能省下交通和伙食。对我而言，无妨。我早已习惯寄人篱下，甚至觉得和母亲同住，也有种寄人篱下的错觉。
所以，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重新戴上耳机，伏在那张身经百战的折叠木桌上做作业。房间里只有我，落地风扇嗡嗡作响，没有注视，没有威压。我自如地坐着，泪水一滴两滴落在卷子上，好似一场局部阵雨，只淋湿我。
我又想起第一次见到张老师，第一次走进她的家。她温和地笑着，做了多年教师，面对家长早已练就熟练的笑容。她与母亲寒暄，说单亲妈妈不容易，中国人在外要互相帮助，最后让母亲放心把我交给她。我背着书包站在后面。第一眼看见她，我就不喜欢。哪怕她笑着，她的眼底依旧锐利，让我下意识害怕。
那个时候张老师家里就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其中就有许月见。她当时还很瘦小，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头发长长的，静静地坐在那里写作业。其他四个孩子像是阿宝，他才刚刚二年级，很调皮，闹腾得很，张老师跟我母亲攀谈的空隙，还不忘回头瞪阿宝几眼。还有的像是小舒，一个很内向的小学高年级孩子，她做作业的时候手掌撑着脑袋，皱着眉在纸上写写画画，后来我也知道，她家里多了一个弟弟，她才被送来这里的，平时也很少回家，她妈妈让她尽量不要回去。
当然，还有Bubble。它趴在笼子里，还没吃得那么胖，猩红的眼睛紧闭着，像死了一样。张玲开门走了出来，面无表情地扫过我们，手提起兔笼摇晃，一边摇一边走回房间。那也是我见她的第一面。可能是因为在准备A水准的缘故，压力大又缺乏睡眠，她的面色看上去不是太好，脚步虚浮。整间屋子都给我一种诡异的感觉，这里的能量和气氛都令我十分抗拒，但我只能压下这种抗拒，目送母亲离开。她没有回头，一步一步离开我，越来越远。我的心变空了，在她的身影消失之后。我站在门口，张老师在我旁边揽过我的肩膀，笑着把我领进门。
张老师家里的布局很简单，四房式的组屋里，客厅有一部分被划做小房间，那个小房间其实是书房，书房的推拉门外面的客厅区域被打上隔断墙做成小房间，也就是我们后来的卧室。她和丈夫一间房，女儿一间房，杂物间则留给了May。May是菲律宾人，张老师用简单的英语跟她交流。这个地方，只有张老师跟她说话。
起初我还不习惯这种类似于群居生活的日子。每天由张老师开着那辆商务车接送我们上下学，从离得最近的开始送，返程则是从最远的开始接。每天六点按时起床，张老师直接打开卧室里的灯，逼我们不得不醒过来，随后去排队刷牙洗脸。在等待的孩子留在卧室里换校服，那时有年纪小的孩子，当着异性的面就换衣服，要么就是裹在被子里把衣服换了。洗漱换装完毕，便一同坐在餐桌上吃May准备的面包牛奶。魂还没醒，就上了车。晚上回去的时候亦是如此。晚餐更加煎熬，因为May煮的饭有些许不伦不类，说不上是混杂了东南亚哪一种菜系，最重要的是不好吃。我总是慢吞吞地吃，不是为了什么，只是实在难以下咽，以至于一到晚上睡觉前就开始感到饿了。
吃饭不能拖拉，洗澡要计时，作业有张老师在一旁盯着看，时不时会“辅导”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时还没有那么多床垫，我们六个睡成一排，像军营里的大通铺一样。闭灯了之后也要嘀嘀咕咕讲上一阵子，直到张老师警告的声音在外面响起。因为卧室的墙是空心隔断墙，所以完全起不到隔音效果。我们躺在铺地上的床垫上，深夜十一二点，张老师的丈夫回来时的脚步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张老师的丈夫也姓张，叫张振川。我们都很少见到他，他有自己的生意要忙，有时会回家，有时不会。张振川是一个有点矮胖的男人，因为脸上的赘肉显得整个人很圆润，没有太多攻击性。但张振川笑起来和张老师很像，不愧是夫妻。只是他们脸上总是挂着假惺惺的笑，像是有人逼着他们这么做的。或许是常年做生意的缘故，他的笑很公式化：见到我们是礼貌的微笑，见到张老师和女儿是礼貌的微笑，哪怕面对May也是礼貌的微笑，但却不和她说话。张振川喜欢在外面玩，他长得不好看，身材也矮胖，但总有人前赴后继地爱上他的阔绰。张老师的商务车是张振川出钱买的，他最初只是想让自己更舒服一些，总在喝醉后叫张老师开车接他回家。但后来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经常闹到半夜，或许是与人产生口角，或许因为一些缘故进了警局。
客厅隔断墙是空心的，他们夫妻俩争吵的声音穿破这个空心的地方，回荡在墙的身体里。不知道算不算一种连坐，谁都知道隔断墙传声好，但谁也没有收敛声量。黑暗中我睁开眼，身体正对着书房的方向。玻璃推拉门后的窗帘没有拉上，月光淡淡落在瓷砖地上，显得格外凉。两人的对骂声一浪接着一浪，直到张玲走出房间，对着二人尖叫怒吼。注意力便转到张玲身上了，夫妻俩你一句我一句讽刺着她，看着她无神的眼睛愈发失控，在她即将过载时骤然停止，留下一句：“好了，去睡觉吧。”
张振川最后还是走了。可能去酒店了，可能去别的地方了。防盗门被用力甩上，铁和铁猛烈又亲密的接触炸开巨响。我们都醒了，保持平躺的姿势，看向天花板。月光踩在地板上不声不响，我的脑海中回荡着夫妻二人对张玲的谩骂。再次睡着之前，我依稀还能听见那句：“你有爸爸妈妈你很幸福了知道吗？”
（待续·每月第一周星期五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