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一篇匿名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后，迅速在中国高校圈引发热议，身边许多同学也在朋友圈转发，截至截稿时间已累计近三万赞。文章标题为“168的后悔药，复旦年销多少份？”，讨论的背景是复旦大学长期以来向在学期中想要退课的学生收取手续费，而这一费用如今已经“涨价”至每学分168元。
暂且先不论退课费是否符合教育部规定、是否合理。退课本来就不是少数学生的困扰，退课行为也不应被简单归咎为学生“考虑不周”或“缺乏责任感”的随意选择，而是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院系文化等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制造出来的结果。
退课文化背后，折射的是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内卷生态、绩点焦虑，以及制度层面未能及时回应学生需求的缺位。这不是某一所学校的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普遍而固化的制度性困境。
北京大学自2025级本科新生起宣布全面取消绩点排名，在各种学业评价中不再将绩点作为量化标准。这一改革迅速获得中国主流媒体的肯定，也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迈向“去绩点化”“去内卷化”的重要试金石。若这一制度改革能够初见成效，未来或许将产生更广泛的示范作用。
同时，本科生也可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每学期自行选择一门课程采用“合格制”考核，该课程的成绩将不计入总绩点。至少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我的“策略”本就是在每一个学期选修一门相对没有把握的必修课，以此分散风险，也让绩点的波动尽可能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但也有同学因此陷入选择困难。期中阶段往往无法准确预判课程后半程的知识量、作业密度或期末考试的难度，于是选哪门课倒成了一种新的“快乐烦恼”。与此同时，有同学提出了制度带来的副作用。部分学生在将某门课改为合格制后，干脆不再来上课。在需要小组合作的课程中，更可能因为缺乏绩点压力而投入不足，进而拖慢整个小组的进度。
对于老师而言，这项政策带来的冲击更为直接。理论上，老师在面对选择“合格制”的学生时必须一视同仁，但若出现上述学习态度松散的问题，老师又如何准确判断这样的学生是否真正修过这门课，是否真的吸收了应有的知识？而如果学生出现明显的翘课或投入不足的情况，老师是否又真的能狠下心判其“不及格”？在现实教学场景中，这种取舍往往比制度设计本身更为艰难。
再者，学生在是否将一门课设为“合格制”时，衡量标准并不相同。有的同学觉得课程难度过高，担心期末发挥不佳，拖累绩点。也有人认为这门课与自己的未来就业方向关联不大，因此不愿花费过多时间准备，只求顺利及格即可。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某门课选择“合格制”的学生比例相对显著，必然会影响任课教师的教学心态与信心。对老师而言，这可能被理解为课程太难或不值得投入，无形之中削弱课堂氛围，也影响其对教学质量的自我期许。
当然，这项政策的本意在于削弱学生对分数和绩点的过度追求与攀比，以更全面、多维的方式评估学生的综合能力，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话说回来，以我的学院实际情况来看，各类需要“评选”的机会依旧层出不穷，包括不同级别的奖学金、荣誉称号，到各类项目、竞赛、交换名额，无一不需要某种形式的筛选。“合格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学生之间的绩点差距，也意味着单凭学业成绩更难区分大家。
既然不再卷绩点了，是否意味着竞争会转向实习、社团、科研、论文发表等其他领域？事实上，中国高校的内卷文化从来不是由单一制度催生的，也不可能因取消绩点排名而一夜消散。对当代大学生而言，压力早已不仅来自学校体系本身，也来自就业市场、社会期待乃至同辈竞争。若要真正缓解这种结构性的焦虑，仍需从更高层面进行制度改革，并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整体转向，这绝非一代人即可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