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中一第三学期，我成为了张雅丽寄宿家庭里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从Jaden到许月见，后面几个月里陆陆续续加入了阿宝、小舒和Jessica。除了我和许月见外，要么是小萝卜头，要么是大点的小萝卜头。
阿宝，很调皮的小男孩。我记得最开始他年纪太小，当时女佣还要协助他洗澡。洗完后女佣走出来时，总是浑身湿透。他话又多又密，实在有些烦人。眼睛大大的，耳朵大大的，皮肤也很白。每周六他妈妈来接他时，总能看出他完全遗传了母亲的样貌。他妈妈是很温柔的一个女人，但面色总是苍白的。
小舒，是其他五个孩子里最后一个跟我说话的人。她很安静，一个人看书、做题，存在感极低。又长又厚的刘海遮住额头，甚至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粉色的长方框眼镜。个子矮，皮肤黑，总是驼着背，脖子前倾，但也没有人去矫正。我从没见过她的家人，她总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一直如此。
Jessica，对了，Jess。她很特别，她是台湾来的，和姐姐一起过来，但姐姐已经上了大学住宿舍，便只能让她来寄养家庭。她说话的语气很软糯，台湾腔很重。她开口跟我说第一句话时，我就知道她是哪儿人了。Jess是所有孩子中最活泼的，不是那种烦人的，而是总是积极的，带着笑的，像这间屋子里的太阳，被她照耀到的人都能感到暖意。她活泼又开朗，像一个小精灵。但我不喜欢她。要的话，就是我们大家一同安静，一同静默，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鲜活？这样明亮的人，才与我形成对比。太阳的光芒和炽热会灼烧我，而我或许只是一片过载的乌云。
我不排斥，但也不喜欢任何地方。出租屋、学校，或是张老师的家。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刚来到新加坡那几年，我总在幻想，若是我没有跟随母亲背井离乡，我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与文化截然不同，虽也有相似的地方，但终究差距还是很大。这里的学校没有裸露的红砖，厕所有门，设施完善。其实离开中国三四年后再回去时，原来的校园早已改头换面。原来的水泥地操场铺满了草皮和规范跑道，外墙重新粉刷，电梯也建了起来。若是我没有离开，那个环境或许也是好的。身边有一群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一同升上学校附属的中学，为高考拼搏。
到了新加坡，我才明白我或许不是活泼的人。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新的社会规则，一个孩子很难适应，而我又恰好只有自己的力量，于是这一切变得无比艰难。升上中学后更是如此。我上的学校不上不下，大多是本地学生为主，追着我不熟悉的热点，用着我不理解的缩写用词。因为我的学校离张老师家最近，我总是很早就抵达学校。早上六点半的校园，只有暖黄色的夜灯在清晨的风里飘摇，其他的只剩下沉寂与黑暗。这样的时刻，是我无法逃离，只能面对的。每一天在这样的清晨里，像刮骨疗伤，一点点剃去我原有的底色，逼我允许新的文明化作血肉。但可惜，我的身体依旧产生排异反应。我还能这样下去多久呢？热带的雨有时也像漂白剂，我什么时候才会完全褪色。但又为什么要变得洁白呢？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在想这些，但为何这份痛苦总是我独自消化？
是在这个时候，许月见感到了与我一样的悲伤。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或许，我们总是这样半褪色的孩子，总是孤立无援的孩子，才能看见对方也是一样的。她比我来得晚，她能怀念的资本比我更深厚。我们像两条混进热带鱼群的淡水鱼，游啊游，还是会呛水。
有好多事情，说起来真简单。多读英文书，多讲英语，多交新朋友，多出去玩一玩。真的可以这么简单吗？要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中一的课业并不繁重，大家都忙着竞选学生理事会的职位，或者在新社团里刷存在感。上课时打打闹闹，顺手做完不算难的功课。我最不喜欢新加坡学校的一点，就是有过多的小组活动。若是没有这些该死的小组活动，就没人会发现我其实是没有朋友的，而不是那个看起来高深莫测的人。道理我都懂，但为了合群去虚构一个不存在的自己，假装融入，真的很滑稽。
其实我也积极参加所有活动，好像那样就能褪去之前的皮，长出与其他人一样的皮。我更愿意待在学校里，总想尽办法留到最后，才不得不坐上张老师的车。寄宿家庭不是不好，但也说不上好。一回去，我们就做作业，吃晚餐，排队洗澡，整理第二天的书包准备校服，睡觉。每天都一样。只是很少有人说话，我们都保持安静，因为张老师总是有很多话要说。她关心家里发生的一切，大到为什么这个月水电费贵了，小到阿宝不会画的数学model。
相处几个月，我们并不了解彼此。我只跟许月见说话，其他孩子在我看来都太幼稚。她是第一个来的，隔断房建好后，她选了最贴近墙的地方。后面来的孩子陆陆续续占了那一排床，而我只能睡在竖着摆放的那一张床垫。我们和其他孩子的交流，只停留在生活日常上，比如教小学生做作业，或者争论谁先去洗澡刷牙。
而意外往往是不打招呼就来的。小舒的零用钱丢了。虽说平日的饮食起居都在张老师家，但在学校里总要吃饭买文具，这些零用钱张老师是不管的。小舒很确信自己没有乱花，也没有在学校里弄丢。因为她从来都把钱放在钱包里，而钱包也总是收在书包同一个夹层，她很少拿出来。于是，嫌疑人便只剩下我们五个人。
那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客厅里还没有装上监控摄像头，寻找“真凶”就像破案。那一晚没有晚餐，张老师只是说，在找到小偷之前，谁也不许吃饭。我们沉默地坐在没有食物的餐桌前，默默听训。等到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噜咕噜响了，还是没有人承认。张老师撂下话说，如果明天一早没有人认错，早餐和晚餐也不会准备。那一晚，谁都没睡着。灯熄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
“谁干的自己承认，不要连累其他人饿肚子。”许月见率先开口。她是这里最大的，又跟张老师有亲戚关系，平日她说话还有些威严，但此刻却没人接话。
“是我妈妈给我的两张十块钱。要是被我妈妈知道钱弄丢了，她会打我的。”小舒带着哭腔的声音在黑夜里响起，带着颤抖和慌张。她永远波澜不惊的表情，在今天也失效了。
“快点吧，到底是谁。早点认错早点解决，这也不是什么大错。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明天大家都有饭吃，行不行？”其实我对他们都不了解，只是我不喜欢饿肚子，不喜欢这样压抑的氛围。若是能早点结束，便万事大吉。
“不是我。”
“不是我。”
“也不是我。”
“难道钱自己长腿跑走了吗？不要再撒谎了，谁偷了就自己承认！”许月见控制不住拔高了声音。外面响起张老师的脚步声，她似是要来查看情况。我们连忙躺下，把被子裹紧。张老师开门的声音却迟迟没有响起。门口防盗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是张振川回来了，声音听着像是喝多了。两人在门口交谈起来，似乎是在吵架，但声音不大，推推搡搡地进了卧室。即使这样，我们也睡不着，每个人心中都各自打着算盘。
半夜十一点半，隔断房的门被敲响，是张振川。他只是象征性敲了敲，便推开了门。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酒气，混杂着胃里翻涌过的酸腐味。他轻声唤：“小舒，来，过来一下。”
小舒想要装作没听见，但客厅的灯光随着门打开照了进来，她颤抖的睫毛出卖了她还醒着。她只好揉揉眼睛，假装被吵醒的样子，迷迷糊糊地看向张振川，全身止不住地颤抖。张振川拿出两张十块钱，包住小舒的手，将钱放进她的手里：“这二十块，当作你自己的就好，拿好了，不要再弄丢了。”说完，他摸了摸她的头。那股难闻的酒气依然散不开，一直到他离开房间，也萦绕着。那一晚，我们都是伴着酒气入睡的。
不仅是小舒，我们谁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张振川要出来补上这“被偷走”的二十块钱。也因为如此，我们似乎永远都不会知道谁才是那个“小偷”。第二天起床时，张老师的脸很臭，她经常这样。她文过眼线的眼睛平时看上去就像在瞪人，本来就有些凶，刻意摆出臭脸时更是带着压迫感。但好在，早餐还是有的，哪怕依旧只是简单的面包牛奶。不知道她究竟是不满没抓到小偷，还是对张振川的行为有意见，抑或两者都不是。
偷钱事件之后，张老师总会提醒我们睡觉前把钱包收好，不要乱放。她还强调，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像这次那么简单了。
而我们六人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感情，在这件事之后，也都默契地各做各的。只有年纪小的阿宝和开朗的Jess还会拉着其他人一起聊天打闹。空气里确实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但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
（待续·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