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档电视节目叫《你在囧什么？》，每期邀请在读大专生，聊聊时下青少年关心的热门话题。看屏幕里的哥哥姐姐们一本正经地讨论：恋爱烦恼，零花钱不够用，以及沉迷网络游戏。只觉得为什么长大了，就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烦恼？
我后来才明白，成长从来都是进行式的。虽然有人说成长只在一瞬间，但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这个过程似乎格外仓促。猛然回头，才发现自己的年纪和阅历，早已没有资格向社会讨要任何“特殊照顾”了。
疫情的三年像被凭空抽走的一页。本该和朋友面对面的时光，变成屏幕时间。那些可以一起吐槽的烦恼，只能自己消化。成长是须要见证的，看见别人也在焦虑，才能确认自己不是一个人。当这种连接被切断，我们只能学会自己扛。那段社交空窗期，让本就短暂的青春更短了。
我们这一世代恰好生在数码时代的尾巴，又赶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头。变化不是一阵一阵的，是根本没停过。当工具本身都在飞速进化，使用工具的人就不得不以同样的速度追赶。变化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生活本身。而这种环境，逼着我们提前懂事，提前思考就业方向，提前规划人生路径，提前接受“稳定”已经不存在的事实。
当然，地缘政治的撕裂，意识形态的对立，年轻人总是最先被卷入也最先感知到的那群人。无论是气候议题、贫富差距，还是社会公平，扛旗的主力往往是我们的同龄人。我们比上一代更相信改变是可以靠人力推动的，也因此对世界抱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越大，焦虑就越具体。怕自己使不上劲，怕努力追不上变化。
留学中国让我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同龄人。据我观察，年轻人的焦虑早就不只局限于容貌、爱情和网络等。那些原本属于成年人的焦虑如住房、就业、成家立业等，全都被往前推，硬生生压在大学生肩上。焦虑既然不再单纯，攀比也就跟着变了味。
到了这个年纪，面对这种压力，反倒不太愿意跟同龄朋友开口了。大家身处同样的大环境，谁都不比谁轻松。更何况成年人的世界多了层防备，不像青春期什么事情都能摊开来聊。会怕自己一开口就显得矫情，会担心对方其实也自顾不暇，重点是说了也没用，最后还得自己扛。
放假回新加坡，和高中同学叙旧。一坐下来，话题就绕到谁去哪儿实习了；谁已经BTO了；谁准备出国深造了。我在旁边听着略显尴尬。一方面，我不太能理解他们面对的焦虑，那种在高度拥挤的市场里抢位置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中国的大学生正在经历什么。
诚然，我是幸运的。在两地，我都没有直接面对当地大学生的窘境。在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像一把保护伞，学校和老师对我们多少会宽松一些。在新加坡，我没有真的去争过那些机会、那些岗位，也就无法切身感受身边人“被落下”的焦虑。
留学当然不是逃避的方式，毕竟离开新加坡意味着离开舒适区。放下熟悉的环境、教学模式和朋友圈都是一场场赌博。我不知道哪个决定最终会把我带去想去的地方，但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我可以接受被别人超车，也可以接受自己平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