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开始得毫无预兆。
在某个叫不出日期的下午，和煦的阳光流淌在厨房。母亲别着樱桃红发箍，细白的面粉沾染在围裙，她哼着小调揉面团。父亲坐在客厅的毛绒地毯上，陪我画着涂鸦。
我拿起草绿色的油画棒，他宽厚的手掌包裹住我的手，几乎能感受到他掌心的纹路。
“房子，树。爸爸、妈妈和我！永远不分……”
白纸上的绿色圆圈还没绕完，屋外响起粗暴的敲门声。父亲起身推开门，母亲也从厨房钻出头来。
屋外的人穿着绿黄交错的粗麻制服，面色格外肃穆。
他们与父亲交谈片刻，父亲又凑近母亲耳语，匆匆拿个小包便进到房间去。我丢下画笔，小跑到母亲腿边，扯了扯她的裙摆，悄声问道：“爸爸做错了什么吗？这些叔叔为什么要找他。”母亲没说什么，轻拍我的手。父亲又来到门口，他在母亲脸上落下一吻，又转而“折磨”我的脸蛋，尖锐的胡茬蹭得脸发痒。
他少见地严肃，又不舍地嘱咐我：“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你要听妈妈的话，我争取早日回来。”
“一段时间”是多久呢？父亲总是这么敷衍过去。有时三四天他就从小轿车上回来，有时是一两个月，我和母亲到机场去等他。
我掐着日子算，算到第21天，我托腮看窗外，一只乌鸦孤零零地在天上，似乎是受伤了，不像在飞，倒像是在坠落。
我唤着母亲来看这可怜的鸟，她却霎时变了脸色。没给我发问的时间，她牵起我的手，疾步走到家中的“仓库”。
几乎是关门的瞬间，门外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即使是厚重的门板抵着，我的耳朵仍嗡鸣了许久。
年幼的我并没有遏止哭泣的能力，哭声在逼仄的空间里被无限放大。母亲往日平稳的手此时颤抖不已，她眼中泛着惊惧，蹲下身将我整个人嵌进怀里。
也许过了一年那么久吧，母亲终于推开那扇门。
东西散落一地，瓶子滚落在地上，有些碎成玻璃渣子。屋外的景象更令人惊心，盛放花卉的园地只剩灰烬，垒成一小堆土坡。四处都是尘埃，氧气都仿佛被掠夺，只剩下无尽的浓烟。
不少邻居蹒跚着从旁屋走出，他们和母亲都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片刻后，又都心照不宣地回屋搜罗起物资。母亲连家中尘封的饼干罐都掏了出来。
一行十几个人便又沉默地向着乡镇边缘走去，路上没有人开口。我勾着母亲的小拇指，打量了一圈，怎么大家的爸爸都不在？
走到小腿酸胀，我们总算停下。眼前是镇上仅有的教堂，原本皎洁干净的建筑，此刻却像是被蒙上灰纱，显得暗淡。
到教堂中，每个人都解开身上的包裹，拾掇起来。我终于意识到违和之处，我扯紧母亲衣袖，急迫嚷道：“住对门的奶奶，她不在，我们回去找她。”
母亲动作一僵，怔愣看着我，兀地抱紧我，哭嚎起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我也开始哭，其他人也开始哭。
我掰着指头数日子，逐渐习惯了在教堂的日子。虽然吃不饱，晚上很凉，但每个人都在。母亲他们每天清点物资。有时在晨光初曦时，会有人出去，但总会回来。每天晚上我们总得做祷告，我原先最讨厌这繁琐的仪式，但现在那也是唯一的娱乐。他们总念叨着，我和其他孩子是未来，是希望。
大概过了26天？我那时不再因想念父亲而找母亲哭诉，因为她也会哭。那天深夜，突然传来一连串声响，像过年时的鞭炮。我感到窒息，像有重物压着，抬眼一看，穹顶上缀着许多星星。我很久没见过星星了。
胸前一小片湿润使我低头，原来母亲压在我身上。怎么这么大的人睡觉还流口水。我伸手，摸到的却是黏稠的，仿佛攫取灵魂般的鲜红。后知后觉地听见身旁或年迈或年幼的嚎啕，唯有自己心脏的跳动最为清晰。“妈妈？”我有些不解地晃动着她的身体，血却流得越来越多。我不敢再动，无助地想堵住鲜血，它却像眼泪一样不住地奔涌。
只记得昨晚做了个美梦，父亲和母亲并肩微笑地看着我，我扑向他们。我长大了，终于够到他们的肩膀。头磕在坚硬的骨骼上，发出“啪”的脆响。
我回神，眼前是深灰色的、坚硬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