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兰固哥（Jalan Kukoh）组屋楼下有一家窗明几净的店铺，陶瓷作品与咖啡机器摆放其间。五名店员在二字头相识，十年间彼此陪伴，从办公室职员到咖啡师，再到如今的陶艺爱好者。他们称这里是“城市中的森林”，只为在都市里守住一份慢生活。
不设目的地创作
2025年新加坡陶艺节，“森”（Sen by Prodigal）获得了“最佳展台”（Best Table）奖，是现场唯一一家既卖咖啡又卖陶器的商家。店主陈杰德（译名，Jared Tan）告诉《联合早报》：“陶艺和咖啡都一样，我们都是将一种材质打磨成型，慢慢塑造成作者想要的样子。”
他们开设捏陶、拉胚和上色的课程，也对外开放练习空间。店内放置的数十个箱子，都是自由练习者的临时仓库，里面装满了未成形的创意。从一块泥开始，经过塑形、自然晾干，再入窑以约八九百摄氏度素烧定型，上釉后以逾千度高温釉烧，一件作品从动手到完成，通常需要三至四周。
在快节奏的本地，慢慢来真的比较快吗？陈杰德说：“走出城市，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慢。新加坡需要一个地方，让大家不设目的地创作。如果我们提供陶泥、颜料和火窑，创作者不必跟随固定课程，进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设立开放空间给公众后，陈杰德意外“招来”了很许多个人练习者，横跨不同年龄阶层。咖啡馆与工作室居家化的今天，不少艺术工作者将目光投向组屋底层，区分工作与创作的空间，也接触到文青生活之外的市井烟火气。
同一片组屋群内，还有一家陶艺店在不远处，那是陈杰德的朋友开设，名为邻里陶艺馆（暂译，neighborhood pottery studio），店面后方还有菜园芬芳。勿洛组屋群中还藏着一家陶艺工作室Studio SF，意为“舒服”，仅有19平方米，却为街坊带来欢声笑语。
看到陶器背后的故事
“森”的店员汪如慧，在加入前是居家办公族。她形容在惹兰固哥工作，像是走到了“城市边缘”。她说：“这边是租赁式组屋，我们看到更多街头景象，也发现本地其实有很多孤独的老人家。”
有时候，附近的年长居民会走进这个玻璃小屋。不识字的他们会请店员帮忙读信，也会做拿手菜给大家分享。店员们会带领他们品尝南洋咖啡以外的味道，走近艺术与生活。陈杰德称之为“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森”的入驻，为社区带来了独特氛围。
入行十年，陈杰德发现，新加坡人越来越在意消费的独特性，“人们希望自己是更特别的，进入更个性化的文化，通过创造来表达自己，也借此缓解焦虑。”
汪如慧也在陶艺教学中，摆脱了公司式的上下级关系，“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我也很感动能看到每个陶器背后的故事。”
2025年，他们推出“森小卖部”系列，回忆20世纪90年代的“妈妈店”。五人用陶瓷重现老式日历、儿童画便签、幸运饼干与峇拉煎，也把组屋区的特色瓷砖融入作品中。作品发布几天后便售罄。汪如慧说：“很多人想要私人定制，有个客人把月历上面的诗，改写成了家庭姓名的藏头诗，这是他们的‘给时间以记忆’。”
算好账单不盲目追求浪漫
陈杰德早年在澳大利亚当工程师，副业是婚礼摄影师，攒够积蓄后他一举跳槽。陈杰德说：“人们始终需要一些创意的东西，创作让我感觉自己活着。”
另一名合伙人何淞毅此前从工程师转行，当起木匠磨吉他。他说：“很多人说我们愚蠢，投入到不太赚钱的行业。但我们的梦想并不是发财，只是想把东西做出来，我很喜欢用我的手。”
汪如慧回忆：“我们刚开始是想做咖啡杯，让味觉、触感和视觉达成最和谐的状态。喝咖啡很挑器具，杯子的形状、材质甚至是颜色，都会影响风味的表达：红色会让大脑觉得更香热，漏斗越深会让萃取更清亮。所以我们都去学陶艺，并爱上了这门手艺。”
他们的追梦路不是一蹴而就。陈杰德说：“转业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创业前我就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年轻人并不会盲目地追求浪漫，我们都要算好账单。艺术创作和商业也很像，我们要做特别的、最新的东西，要去思考作品能解决什么问题，更要面对现实，知道自己有多少受众。”
如今身兼数职的店主二人，每天轮转于多个账单表格和聊天框，但也建立起自家的物流和仓储系统。陈杰德说：“艺术家更需要自动化的技术，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店里聊天，或者安静做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