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他放下手里的半瓶啤酒。两瓶酒总共花了15块，鸭架花了30块。这45块是他对自己的宴请，也是犒劳。今天是他发工资的日子。这一顿夜宵很奢侈，在老家，45块足以让他吃到半只烤鸭和四瓶啤酒。1月的晚风吹进了他的领口，这里的冬天没有家乡的冷，屋内也没有家乡的暖气暖和。他仰头望向地坪线外，在那里耸立着一栋栋高楼。那里霓虹灯在闪烁，汽车在轰鸣，人们在嬉戏。那里是前卫的，那里是卫生的，那里是繁荣的，那里是大城市。那是他背井离乡的动力，是他的梦想。而他现在却只能仰望那里，住在旧城区的一室一厅里，每天骑上电瓶车在餐馆和高档小区之间奔波。那些灯火通明的高楼象征着繁荣，但也像高强一样，把他这个异乡人拒之门外，把他困在这个旧城区。
在家乡，他是大学生，是高材生，是骄傲，是知识分子，是前卫青年，是跃过龙门的鲤鱼。他的父母是开明的，是前卫的。他们没有把他束缚在农田中，而是给了他去镇里上学的机会，给了他上大学的机会。对于父母而言，上了大学就能去大城市工作，就能离开农田离开农房，坐进办公室住进公寓小区。于是他便来了，来到了离家乡2000公里外的城市。他怀揣着梦想踏进这座城市，而这个城市无情地将这份赤诚和热情碾碎了。人们从未听说过他的大学，他的口音引人蹙眉，他身上的钱只够他在偏远的老城区租下一套拥挤的小房。这些高楼像是一层屏障，将他隔离在繁荣之外。
他后来还是换了工作。
那是一个不算体面的机会，却比送外卖“体面”一些。一个做数据标注的小公司招人，不看学校，不问出身，只要肯加班、肯久坐、肯把眼睛耗在屏幕上。他去面试时穿了唯一一件还算像样的衬衫，领口微微发黄，但他反复用水搓过。面试官没有抬头，只问他会不会用电脑，会不会打字。他点头，说会。于是他就留下了。他不再骑着电瓶车穿梭在风雨里，不再在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下，也不再在深夜的街头等一单迟迟不来的外卖。他坐进了写字楼，虽然那楼不高，夹在几栋更高的楼之间，像一块被挤压的旧砖。窗户很小，阳光进不来，灯光却从早亮到晚。
他也开始穿衬衫上班，尽管是廉价的，但每天熨得平整。他学着说普通话，尽量压低自己的口音。他不再低头走路，而是偶尔会抬头看看周围的人，试着模仿他们的步伐与神情。
他开始加班。最初是自愿的，他想多赚一点钱。后来变成不得不，因为别人都在加班。再后来，他甚至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屏幕的光代替了窗外的光。他的眼睛开始干涩，肩膀开始僵硬，但他不敢停。
他住进了高楼，却依然仰望更高的楼。
那些真正的高楼，在城市的中心，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像一面面巨大的镜子，把云、把光、把所有的喧嚣都吸进去。他偶尔路过那里，看见西装革履的人进出，看见咖啡馆里的人谈笑，看见宽敞的大厅和光洁的地面。他站在门外，玻璃上映出他的影子，模糊而局促。
他偶尔也会回想起那晚的鸭架和啤酒。那种寒风里的满足，那种简单而直接的犒劳。现在他吃得更好一点，却再没有那种踏实的感觉。他甚至开始怀疑，当初仰望的那些灯火，到底属于谁。
他终于明白，那些高楼不是终点，只是一层又一层的台阶。而每一层台阶上，都站满了人。
有人向上挤，有人被挤下去。
他站在其中，不上不下。
风又吹了过来，穿过高楼之间的缝隙，像那年一月的夜晚一样，钻进他的领口。天边鸽子飞过，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忽然觉得，这风从未变过。
只是他，以为自己已经走了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