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我第一次走进报馆。
高中毕业后的几个月，看到老师转发的报馆实习广告，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申请了。后来真的收到实习机会，反而觉得有些意外。那时的我还不太知道记者具体要做什么，也不太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是带着一点好奇和紧张，走进了一个陌生又奇妙的地方。
我还记得第一次坐在报馆里的感觉。电话声、键盘声、编辑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有的记者匆匆出门采访，有的低头修改稿件，有的盯着电脑屏幕，等待一个还没有确定的消息。对19岁的我来说，那一切都很陌生，也很有吸引力。新闻不再只是版面上整齐排列的文字，而像一扇随时会被推开的门。门后有声音、有脚步，也有许多还来不及被命名的人生。
那时的我很青涩，连提问都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只能认真听、认真记，再回到电脑前反复修改那些还不够成熟的句子。可是现在回头看，我反而有点怀念那个笨拙的自己。她还没有太多把握，却很认真地学习如何靠近世界真实而不整齐的一面。
后来的四年，我暂时离开报馆，在南大（南洋理工大学）修读心理学和媒体分析。表面上看，那好像是一条和新闻不太一样的路。很多人听见这个专业都会问我，为什么最后还是想当记者。我回答过很多次，有时候说因为喜欢写作，有时候说因为对人感兴趣，有时候说媒体是理解社会的一种方式。可是说到底，我似乎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是不是当初应该走一条更直、更容易被理解的路；是不是一个人的选择如果太分散，就会显得不够坚定。尤其在别人问起为什么的时候，我常常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像如果不能把自己的选择解释得很漂亮，这个决定就变得不够正确。
那几年，我像是一直站在许多事情的中间。在心理学和媒体之间，在课堂和报馆之间，在别人眼中更合理的路，和自己隐约想靠近的方向之间。我一边学习人的情绪、关系和选择，一边思考一个故事如何被讲述，什么声音会被听见，什么人又常常被忽略。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其实没有把这些事情想得很清楚。它们只是散落在我的大学生活里，像一些还没有连成线的光点。
也许正是这些说不清的纠结，让我后来终于理解了“阈限”这个词。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可是现在才发现，原来它也可以很具体。它说的不是已经抵达的状态，而是一个人站在中途，已经离开原来的地方，却还没有真正走进新的身份里。旧的生活正在慢慢退场，新的生活也还没有完全落在身上。于是我们只能暂时停在中间，带着一点不安，也带着一点空白。
大学生活慢慢走到尾声，可我好像还没有真正从学生的身份里走出来。那些课堂、论文、实习和赶不完的期限还留在身后，新的生活又尚未完全开始。我像是站在一段窄窄的过道里，一边回望19岁那年曾经推开的报馆大门，一边慢慢靠近另一个还不完全熟悉的自己。那一刻，我既不是当年那个来实习的女生，也还不是已经完全进入职场的记者，只是在两种身份之间，适应一种还没有名字的生活。
这种“之间”的感觉，有时让我焦虑。好像大家都在往前走，都在变得明确、成熟、稳定，而我还在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是不是选对了，是不是足够好？可是也有一些很安静的时刻，我会觉得，阈限也许并不只是混乱。它也可以是一段难得的空白。在这里，一个人还没有被新的身份完全定义，所以仍然可以重新整理自己，也不必急着把一切说清楚。
我想起19岁的自己。那个第一次走进报馆的女生，当时一定不知道四年后的自己会再次站在同一个行业面前。她以为自己只是在实习，只是在尝试，只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度过一小段时间。可是多年后我才发现，有些经历并不会真正结束。它们会安静地留在身体里，像一盏很小的灯，在某一个新的门口，提醒我们曾经怎样靠近过自己。
也许成长不是突然变得笃定，而是终于承认，人生本来就有许多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刻。我们会犹豫，会害怕，也会在门口停留很久。可是只要还愿意往前走，那些看似停顿的日子，也许并不是空白，只是以很慢很慢的方式，把我们带向更接近自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