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还在服兵役的莫易峻（28岁）观察到，身边许多同龄人都很会考试，却很少被引导思考：什么对自己重要，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成为他创办Advisory Singapore的起点。该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16岁至28岁的年轻人。莫易骏说，十几二十出头岁的学生在选择专业、行业时，“想象”和“真实”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多数年轻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自己向往行业的圈内人，容易在误解中做决定。
团队起初采访不同职业的从业者，记录他们的工作内容、职业路径与真实反馈。第一位受访者，是莫易峻在在全国青年理事会志愿服务时认识的朋友，一名加入经济发展局的前军官。这一系列采访，通过网络发布视频，让年轻人可以更具体地认识一个行业。
如今，Advisory Singapore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4000名职场志愿导师的公益机构，提供线上线下论坛，以及一对一导师咨询的公益机构。报名学生不需要付费。
莫易峻说，组织希望每个年轻人，无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或是学校背景如何，都能获得足够支持，追求自己的志向，找到有意义的工作。
莫易峻特别区分“视角”和“指导”两件事。他认为，任何职场人士都能提供视角：讲述自己的职业经历，这些经验本身就很有价值，而真正的指导需要更深层的了解。导师必须理解一个年轻人的兴趣、长处和处境，才有能力给出“你可以怎么做”的建议。
因此，Advisory Singapore的导师计划鼓励至少四个月的持续互动，由此发展成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稳当高声望职业仍吃香
通过近十年与年轻人接触，莫易峻观察到，新加坡青年最向往的职业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传统上被视为有声望的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银行业和数码科技相关职业，仍然最受欢迎。每当团队围绕这些职业举办活动，报名往往很快爆满。这背后既有亚洲家庭对职业稳定与社会声望的期待，也有年轻人对安全路径的本能追求。
但莫易峻认为，Advisory Singapore更重要的工作，是让年轻人看见经济的广度。例如，海事行业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约7%，雇用超过17万人，却不是许多年轻人会主动想到的职业领域。它重要，但对年轻人而言未必具吸引力。Advisory Singaproe想让他们知道，在律师、医生、和金融业之外，还有许多他们从未认真了解、却可能适合自己的道路。
AI时代关键是整合信息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最热门的领域。许多学生会问，哪个行业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自己是否应该因此改变专业和职业选择。
莫易峻说：“虽然外界变化迅猛，但人们问的核心问题没有变，只是语境的转换。”他理解年轻人因科技发展产生的焦虑，但认为相关焦虑也被过度放大。
“人工智能提高现有流程的效率，尤其是信息处理能力，因此任何只停留在处理信息的工作都会面临风险。”因此他强调，未来真正重要的是“整合信息”的能力，也就是回答“So what”（然后呢）的能力。
莫易峻指出，人工智能不应该成为年轻人选择法律、金融、工程或传媒等行业的根本依据；更重要的是，无论进入哪个行业，都要让自己从机械处理信息的位置，走向理解、判断、综合与创造价值的位置。
别盲目追随职业潮流
莫易峻也提醒年轻人，不要盲目追随职业潮流。2015年前后，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一度成为最热门的选择，许多学生主动转投相关领域。但近年随着人工智能辅助编程发展，社会又开始讨论计算机科学毕业生是否过多。
他指出，这说明跟风本身有风险。一个行业在学生入学时热门，并不代表毕业时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学生必须思考自己真正适合什么，而不是只根据当下的就业风口做决定。
据莫易峻观察，约10%至15%的年轻人非常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他们做过研究，目标坚定，这类人无论是否得到Advisory Singapore的支持，大概率都会朝目标前进，只是导师和资源能帮助他们走得更快。另有约20%认真思考未来，但尚未完全确定方向，Advisory Singapore的介入对他们尤其有效。剩下大多数的人，追求的仍是较标准的人生路径：稳定薪水，申请组屋，建立安全生活。这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稳定的长期重视，也反映年轻人在不确定时代寻找安全感的方式。
对于大学学位，莫易峻观察到，新加坡年轻人仍然相当执着。与美国或欧洲一些创业者选择退学不同，他接触到的新加坡创业者多数仍会先完成大学教育，再投入自己的事业。大学学位对许多人而言，仍然是满足父母期待和自我安全感的重要证明。
积极变化在于，社会正在逐渐摆脱“没有大学学历就没有成功”的误解。年轻人仍然想要学位，但也越来越能接受，人生并非只有大学这一条路；没有大学学历，也可以成功、谋生，并拥有有意义的职业生涯。
社会太舒适或成隐忧
谈到时下热议的“躺平”和“内卷”文化，莫易峻认为，这些词汇虽来自中国语境，却也触及新加坡年轻人某些真实感受。他认为，相比过去几代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收入阶层和父母是否已累积资产，会影响他未来能够走多远。
但他并不认为新加坡已经出现强烈的“躺平”文化。与中国或韩国一些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路径，转而追求即时消费不同，新加坡人仍保有相对清晰的人生路径，如稳定职业、结婚、申请组屋。这些路径甚至可以说已经被制度化得相当成熟，因此年轻人仍然能看见某种希望。
透过多年的咨询经验积累，莫易峻说，他最担心的不是年轻人不够努力，而是新加坡变得太舒适。当一个社会足够安稳、足够顺利，人们可能失去修正问题、改善制度、创造新事物的动力。“新加坡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这是一个可能性。”
而让他最充满希望的观察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问“为什么”。“他们不只关心薪水和晋升速度，也关心工作的意义、满足感与个人志向。”莫易峻说：“这是件好事，说明年轻人不是失去斗志，而是在寻找更值得投入的人生方向。”
他也观察到，疫情之后，年轻人对于居家办公以及灵活工作有更多期待。年轻父母需要照顾孩子，有些人须要照料年迈父母或有特殊需求的家人，如果工作性质允许，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合理诉求。社会已经不可能回到单纯要求员工每天早上8点进办公室，做满固定时长的模式。年轻人要求更多灵活性，是工作文化演变的一部分。
莫易峻并不排斥用日本概念“Ikigai”来形容团队在推动的事情。这个模型强调四个交集：自己热爱的事，擅长的事，能获得报酬的事，以及世界需要的事。
莫易峻说：“如果只看赚钱，许多人都会涌向银行业；如果只看世界需要什么，大家可能都会进入社会服务；如果只看热爱，又可能出现许多无法谋生的理想主义者。职业选择的难处，正在于寻找这几者之间的平衡。而我们在做的，就是帮助年轻人更清晰地看见自己所处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