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丽（化名）坐在我对面，母亲陪在身旁。她只有17岁，聪慧、出色，在学业与课外活动中表现优异，人生前景一片开阔。直到不久前，她被诊断患上癌症。
第一次会诊时，丽丽正准备初级学院的A水准考试。她原本还有六个月时间做准备，却未曾想到被诊断为霍奇金淋巴瘤，这是一种侵袭性的血液系统癌症。
类似病例并不罕见。几周前，我还见过倩倩（化名），30出头，刚结婚，正准备组建家庭，却突然面对乳腺癌的冲击。
过去30年间，50岁以下人群的癌症发病率显著上升，甚至接近翻倍。本地情况同样明确，与2003至2007年相比，2019至2023年间的40岁以下人群，癌症发病率上升34%，且增速快于老年群体。
癌症已不再只是老年病。临床上，部分早发癌症更具侵袭性，或因症状不典型而延误诊断，疾病机制也可能不同。但更深层的差异在于“幸存”的代价——更长、更复杂，也更沉重。
17岁的丽丽，需要面对未来数十年的潜在后果。化疗虽带来治愈希望，却可能损伤心肺，造成神经后遗症；放疗可能提高日后罹患第二原发癌的风险。对她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在于疾病投下的长远阴影。
对倩倩而言，化疗可能意味着骤然进入医学性绝经，带来不孕或提前失去生育能力。在准备迎接新生命之际，她却被迫面对无法选择的现实。这不仅是生活质量问题，更关乎人生意义。手术带来的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冲击，也往往被低估。
类似的年轻患者还有许多。对他们来说，癌症如同一场地震，动摇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其影响不仅限于生育，还包括骨质流失、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以及长期的疲劳、神经病变与体能下降。他们期待恢复正常生活，但现实并不容易。重返职场常伴随歧视、就业空档与保险限制，带来持续的经济压力。
长期需求复杂多元
与此同时，医学进步确实改变了结局。许多癌症已可治疗，生存率不断提高。倩倩所患的三阴性乳腺癌，随着免疫治疗的发展，预后已有改善；丽丽也在未接受放疗的情况下达到完全缓解。她们将成为日益壮大的“癌症幸存者”群体的一部分。然而，这一成功也带来新挑战：年轻幸存者的长期需求日益复杂，而现行医疗体系仍以“治疗”为中心。诊断、治疗、出院之后，许多患者反而感到被遗落。他们常经历一种心理上的“断崖”：密集支持消失，只剩下间隔性的复诊，而这些复诊更多关注是否复发，而非整体健康。
问题何在？首先是照护碎片化。患者需在不同专科之间奔波，缺乏整合的“幸存者照护路径”。其次，性与生殖健康讨论常被忽视或延后。物理康复与运动治疗未被系统纳入，而心理支持也明显不足。
年轻幸存者照护现断层
年轻患者在以年长者为主的支持体系中，常感格格不入。他们面对的是在校园或职场中的孤独，是对未来长达数十年的不确定。复发的焦虑，如同一把高悬头上的无形之剑，挥之不去。
此外，长期照护责任不清。“健康SG”虽提倡家庭医生制度，但主要面向40岁以上人群，年轻幸存者往往处于专科与基层医疗之间的空白地带。
融资体系同样滞后。保健储蓄与终身健保侧重急性治疗，而对康复、生育与心理服务支持有限。但这些并非附加选项，而是恢复生活所必需的支持。
这些问题并非源于缺乏努力，而是制度仍停留在以“治疗”为核心的旧模式。我们已建立有效的治疗体系，却尚未建立完整的“幸存后照护体系”。其他国家已开始探索解决方案。英国、澳大利亚的青少年与年轻成人（AYA）项目整合多学科团队；美国则设立幸存者门诊，提供长期随访与综合支持。这些模式的共同理念是：癌症照护不应止于治疗结束。
新加坡具备推动转变的条件，但关键在于理念更新。我们需要从“治疗导向”迈向“全生命周期照护”，为年轻患者提供涵盖肿瘤、生殖、内分泌、康复与心理支持的整合团队，并制定个体化长期计划。康复应尽早介入；融资体系须覆盖长期需求；同时，应建立国家层面的幸存者数据，涵盖生育、就业与心理健康等指标。
如果我们只以生存率衡量成功，就会忽视更重要的目标。新加坡已经很擅长帮助患者“活下来”，接下来，我们必须同样擅长帮助他们“活下去”。
年轻人的癌症，正逐渐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挑战。治疗只是一个章节，而幸存，才是更漫长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