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断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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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草庵,被认为是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古寺庙。

2017年到草庵,则是为了循访弘一法师足迹。

不料却在山上见到一方被弃断碑,且和新加坡一位“梵行清信女”有关(限篇幅,下文重复提到的法师尊称均从略)。

1.草庵和摩尼教

草庵寺,在福建泉州城南廿公里,晋江县内的华表山麓。

上世纪初,外人要到此地并不容易,如1926年秋厦门大学名学者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等人,曾三度到泉州拟寻访草庵,就因当时“城外遍地土匪”,常人却步,甚至连向导也找不到。1935年弘一在草庵病重,遗嘱更交代将遗体送后山喂虎。可见当年这一带仍是荒僻山野,治安不宁,有虎出没,外人罕至。

如今车子从泉州市区出发,一路通畅,轻松寻常,抚今思昔,确是换了人间。

闽南秋天,满山草色,依然郁郁葱葱,草庵寺就静静坐落在依山崖而建的小平台上,闽南红砖古厝风格,简单古朴,周围林木苍翠,环境幽谧。

1977年寺前草地曾出土一件刻有“明教会”三字的宋代黑釉碗,说明此处为宋代明教徒活动场所。

明教,因金庸小说而广为人知,原名“摩尼教”,为古波斯人摩尼创立,唐时传入中国,历代多次被禁,在民间秘密流传,融入佛道及民间宗教,因而往往被世人混淆,更因“摩”音近魔,被反对者称为魔教。

晋江草庵,就是一座似为佛寺,却有大量摩尼教特征的古庙。

据载南宋初年有明教徒在此地结草为庵,故称草庵,元代建石砌小庙。如今庙内最重要的文物,就是元代至元五年(1268年)刻于山壁上的“摩尼光佛”像。但依该石刻特征,应该是摩尼教崇拜的光明之神(元人题记则称“本师圣像”)。这种混淆现象,正是摩尼教融入“依托”佛教的历史现象遗迹,佛家称之为“附佛外道”。

据学者研究,摩尼教自波斯外传,就善于结合各地宗教,西传者附依基督教等,而东传的摩尼教则主动与佛教及道教融合附会,形成许多混淆(如《明使摩尼经》等在宋代就被编入道藏)。

据近代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早期摩尼教文献及汉文经典,证明唐初时该教已利用其教主摩尼(Mani)的语音和佛教摩尼佛(梵语Cintamaņi)相同,且同为珍宝或珍珠之意,而在汉译经文中主动与摩尼光佛混合为一。甚至还依附佛祖释迦牟尼尊称而译为“牟尼教”(如南宋陆游《渭南文集》即称“牟尼”),其实摩尼Mani和牟尼muni仅为谐音近似,语义大不相同。

唐代朝廷已发现这种现象,如开元二十年唐玄宗就曾下诏称“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见唐《通典》卷40注)

摩尼的中文翻译,敦煌出土的唐《摩尼教下部赞》就曾音译为“忙你”,五代时又音译为“末尼”,而“摩尼”的音译汉字正好和佛家的摩尼光佛相同,且该教也是崇拜光明之神,最易附托融合,在民间流传的效果很大,如明代《闽书》及清代《晋江县志》,草庵就被称为一座祭祀摩尼光佛的佛寺。

敦煌出土写于唐代的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更称其教主为“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为摩尼教蓄意将两者混合为一的明确证据。

一般记载草庵内的石刻像是趺坐莲花坛上。但据现场观察,该像其实是趺坐在似海波纹上的岩石,且首无螺发,故非释迦造像,背后光轮也和正统佛焰佛光不同,尤其是该刻像造型,长发披肩,颔下两撮长须,与佛道诸像都不相同(佛像下巴无须,道教神仙则颊颔下有三或五绺长须),对此“二须”许多论述都未加解释,甚至认为是“画错了”(如学者粘良图)。

但据笔者所见的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古摩尼教画像残片,所绘摩尼教主或僧人,均戴高帽,下巴系有两道黑色帽带,颔下两条帽带正与草庵石像颔下“两撮长须”相似。故草庵雕像上奇怪的颔下两撮长须,应该是摩尼教神像两道帽带形象的“遗迹”(高帽则受限于圆龛及“佛像化”而被略去)。

故这尊造像,应为摩尼教的光明之神,只是附托为佛教摩尼光佛名义,是该教融合佛教的历史文物。

2.弘一法师四住草庵

1933年底至1938年,弘一曾先后四次到草庵,度岁讲经或养病。

当时草庵地处荒僻,弘一到此静居,是因为性愿法师介绍,并得草庵寺僧广空法师礼请。(见1933年冬弘一致性愿札:“曩承介绍居住草庵,……本月初旬乃获如愿。移居以来,身心安宁,深感昔日介绍之慈恩也”)

弘一首次到草庵,是1933年12月到次年3月(农历二月),当时的草庵,刚由两位当地僧人瑞意、广空修葺,并建殿侧楼为寮房僧舍。弘一由随侍的传贯法师陪同,在草庵度岁过年,住了两个多月,讲经说法,并为僧舍篆写匾额“意空楼”。

第二次住草庵,主要是养病,时为1935年12月到次年1月。此次重病,“其中有数日病势凶险,已濒于危”(见1936.01.31弘一致夏丏尊信),甚至写遗嘱给随侍的传贯,交代可将遗体置后山供虎食。幸得转危为安,回厦门后撰写《重兴草庵记》,以记对草庵的感念。

第三、四次到草庵,是1938年1月及12月。前者是春节期间,在此注疏佛经,并为信徒讲经。后者为岁末,只住三天就赴永春。这是弘一最后一次到草庵。

3.后山断碑上的记录

草庵寺后是林木扶疏的小山头,可循石阶而登。

当日笔者就是在山上的林木乱草之间,见有数根断裂的石柱,及一方被弃断碑,碑文落款赫然见有“新加坡”三字!

惊喜之余,当下抄录全文如下(标点分段为笔者所加):

“《碑志》草庵肇兴,以草为庵,盖在宋代绍兴年间,石构改之。逮明初,轮奂尽美。有龙泉岩,其地幽胜,胜清御宇;寖以零落,昔日金刹,鞠为茂草。

先长老瑞意上人与师广空和尚二老,癸亥甲子(一九二三/四)年间,主持草庵,兴复古刹,惟居室不足以供安众与护卫胜域,乃于庵左址,鼎建重楼。其时赀力已竭,勉从俭约克进;二老亦节衣缩食,躬预劳役;意老舁石,足踬骨折,其忍苦耐劳,有逾常也。未几意老示寂,先师独肩;于一九三二年壬申竣工。弘一大师见山林幽胜,楼房清净,演经弘律,勉众修持,并为楼颜曰‘意空’,以纪念二老。

惟楼经风雨数十年摧残,岌焉倾圮;贯等旅外,闻讯不禁惄然,缅为名山圣地,先辈苦功,岂忍从兹颓废,爰事重建,恢廓旧观,祖堂重光,华严生辉,业绍昭彰,流芳百世,千古长存焉。

新加坡车木耳姑 公元一九九三年岁次癸酉年佳月朔日。”

碑文叙述1923年草庵重修,主持瑞意、广空二位法师兴建寺旁僧寮,因经费不足,二老亲自参与工作,瑞意在扛抬石块时,不慎跌倒骨折,不久圆寂。广空独力续建,在1932年完成。次年弘一首次到此,得悉缘由,遂为新建僧寮题名为“意空楼”,取二法师法号以为纪念。

数十年后,草庵僧楼失修,在海外的传贯、车木耳姑等人闻讯,合力重修,并于1993年立碑为记。碑文所记的早年修建细节及后来海外合力重修诸事,均未见有任何其他记录,可谓难得的一段草庵逸史。

碑文提到的几位法师,也值得记述。

首先是30年代初重修草庵的瑞意、广空二僧,生平向来未见记述。

据查泉州文史资料,亦未见瑞意材料,只有广空(1887-?)资料,知道他是草庵附近的晋江罗山镇小浯塘村人,自幼家贫出家,曾任晋江灵鹭寺主持。通晓医道,经常免费为当地村民治病,并曾义助过中共地下党员。50年代初尚在草庵。

可见瑞意、广空都是生活在草庵周围乡村的地方僧人,故得以和草庵结缘。

碑文上的“贯等旅外”发动修葺草庵,则是当时已到菲律宾的传贯法师(1905-1993年),他曾随侍弘一多年,当年弘一在草庵重病时就曾写遗嘱交付,后撰有《随侍音公日记》一册(按音公即弘一法名演音)。

传贯是福建惠安人,与其父一同出家,在晋江灵鹭寺剃度,皈依师就是修建草庵的广空。1958年受邀赴菲律宾弘化,任三宝颜福泉寺住持, 1993年5月圆寂。

草庵断碑上,立碑人车木耳称“师广空和尚”,说明她和传贯均曾师从广空,所以才会一起合作在海外筹募修复草庵。

4.车木耳姑和“梵行清信女”

立碑人车木耳姑,是一位终身修行的“梵行清信女”。

这是民国时期闽南的独有尊称,指带发修行的女众,即佛家所称优婆夷或女居士,福建俗称菜姑,粤客地区则俗称斋姑或斋姐(或以为斋与菜方言同音)。

早年闽南地区的传统社会,皈依女众只能带发修行,女性也很少受教育,故当时多位闽南高僧就屡屡倡议创办女众佛学院校,招收闽南一带的“梵行清信女”接受佛化教育,后来才有女众剃度成为比丘尼。

当年弘一在泉州,曾到过几座女众道场讲经,了解到这班带发修苦行女众长住寺院,自食其力,生活清苦,精进修持,至为赞叹,特为她们命名为“梵行清信女”。

据1933年底弘一《梵行清信女讲习会缘起》一文所说“闽南无比丘尼,……闽南女众习佛法者…为清信女……俗云菜姑。……其贞节苦行,精勤课诵,视比丘尼殆有过之。……所缺憾者……文字知识犹有未足耳”,就肯定清信女或菜姑的地位犹如女尼,亦可见当时的社会情况。

在民国时期,泉州有五大女众丛林,即朵莲寺、海印寺、同莲寺、宿燕寺、庆莲寺,各寺住众全是梵行清信女。多位泉州籍清信女更先后到新马菲港甚至美国各地,开创女众道场获兴建佛教寺院。

上世纪30年代前后,就有多位泉籍梵行清信女到新马,如新加坡曾管理金兰庙的开莲姑,任报恩寺监院的慧灯姑,协助广洽法师兴建薝葡院兼任弥陀学校教师的依莲姑等,其中有不少是1948年开办于厦门鼓浪屿的觉华女子佛学苑培养出来的人才,该学苑是当时在菲律宾的性愿老和尚(弘一赴草庵引介人)筹资倡办,专门招收闽南梵行清信女入学,为今日泉州佛学苑前身。

草庵断碑上落款的“新加坡车木耳姑”,就名列觉华女子佛学苑第一届40位毕业学员之一。

据笔者自多处汇集材料,整理得车木耳姑生平简历如下:

车木耳(1920-1999年),福建晋江人,法号本音。童真入道,皈依广真法师,据庵断碑上称“师广空和尚”,说明她也曾是广空的弟子。

16岁在泉州承天寺受菩萨戒,为菩萨优婆夷。17岁(1937年)南来新加坡,居蔡厝港的海印寺。

创办于1928年的海印寺,为闽商陈芳岁夫人杨铜荷修行的女众道场,初创时仅茅屋数椽,因住众日增,1937年得龙山寺主持瑞等法师(广洽法师的剃度师)资助,兴建大雄宝殿,1939年落成,徐悲鸿题写寺匾。

年轻的车木耳,当时就在寺内,见证此兴建工程。二战后,车木耳回厦门,入读觉华女子佛学苑,为第一届学员。1948年毕业后回返新加坡,1955年闽商陈延谦夫人叶慧珠在加东建延庆寺,供宗族女性持斋念佛清修,木耳姑曾一度居延庆寺。

海印寺的首任住持为创办人杨铜荷,第二任住持杨芹菜1975年圆寂后,木耳姑出任第三任住持及监院,积极推动20世纪下半叶海印寺的转型发展。

1992年,木耳姑意识到住寺的优婆夷日渐减少,为应时代需求,将海印寺自女众道场,改组为一所全面开放的佛教道场,并邀法师住持。在此前后,木耳姑曾回福建,见其师广空昔日修建的晋江草庵建筑颓废,遂与在菲律宾的传贯合作,筹募重修,并于1993年立碑为记。

1998年,海印寺重修建,重新名为“海印古寺”。1999年,80岁高龄的车木耳优婆夷圆寂(见《联合早报》1999.12.10挽词)。

5.后记

初访晋江草庵,意外偶遇这方草庵断碑,得以发掘这段史料。

后来又发现2010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专业研究生曾有一份泉州考察报告,其中的《晋江摩尼教草庵考察报告》,就有一段文字记录称:“草庵后山还有一块残破的石碑,倒在地上,且字迹不清。当时考察时间有限,无法读取全部内容,但落款很明显,是1993年。这说明草庵在1993年时还在被人关注。”

2010年报告所记这块被丢弃于草庵后山的残碑,和2017年笔者在同处所见断碑,显然是同一石碑,可见该碑被弃后山至少经历七年风雨,迄今又过四年,不知道是否侥幸尚存。

据笔者当日遍寻草庵寺内外,并未见有新立该碑的踪迹。可见断碑所载逸事,随时会湮没草间,化为云烟。

当日得以意外“相遇”,保留记录,或许就如同弘一在《重兴草庵记》文中所说的“夙缘有在,盖非偶然”,是为记。

(作者是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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