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回声

四年前的春天，我构思这个小说并开始写它，以为趁着一股冲劲儿会很快把它完成。但是，只写了几千字我便遇到了阻力，才发现写这个题材我还没准备好。从家庭或从案件写起？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它亦真亦假地折磨了我好一阵子。于是我不得不写了两个开头，试图二选一。我认为有两个开头对得起这个小说了，却不料这仅仅是开头的开头。从2017年初春到2019年夏末，我都在写这个小说的开头，一边写一边否定，一边否定一边思考，好像患了“五千字梗阻”，即每次开头写到五千字左右，就怀疑这不是最好的开头，便习惯性地想要从头再来，以至于怀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不是他故意要那样写，而是因为写不下去了才不停地只写开头部分。当然，他有漂亮的借口：“我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作品开始部分所具有的那种潜力，以及始终未能落到实处的那种期待。”可是，我找不到借口，而且我还不能重复别人的借口。

下笔如此之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小说涉及的两个领域（推理和心理）比较陌生。之前，我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我想同时使用。显然，这两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都不够，必须抓紧恶补。2017年下学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请我为驻校作家，我在校园里一边写小说的开头一边构思，一边构思一边利用空余时间阅读和聆听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学习心理学对我是一次拓展，虽然那半年小说创作的进度略等于零，可我的一些观点却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尤其对他人对自己都有了比从前稍微准确的认识。这一认知的提升，让我写人物时多了一分理解，特别是对人物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包容。多年前写《后悔录》时，我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但这一次似乎做得更彻底。主人公冉咚咚不仅要追问疑犯、丈夫，最终还要追问自己。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发生，和奇事比起来，作家们不仅写得不够快，而且还写得不够稀奇。因此，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心灵难以琢磨，因为它比天空还要浩瀚。

其次，难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现实丰富多彩，信息浩如烟海，我纠结的不是没有素材可写，而是素材多到无所适从，仅仅在选择写什么这个环节，往往就能让作家们拉开距离。敏锐的聪明的写作者轻而易举就能找到好题材，好题材就像高端的食材，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解说词：“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加工，一勺清水足矣。”又让我想起另一句广告词，并产生戏仿的冲动：我不是在写作，而只是现实的搬运工。但现实充足的养料加上题材优生学，难免会让人滋生惰性。如果仅仅做好写作的搬运工就能获得好处，那谁都会出于趋利的本能而不知不觉地降低写作难度。因此，每一次写作之前我都要提醒自己别省心，加一点难度，再加一点难度。本次写作的难度是心理推理，即对案犯、主人公以及爱情的心理推理，而这样的题材又如何与现实与阅读者产生共鸣？既不能写成猎奇剧，又不能写成简单的感情戏。为了找到平衡点以及有机的结合方式，我制定了十一字诀——“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爱情”。我把案件部分生活化，把生活部分案件化。有了这个口诀想法，我就着手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在犹犹豫豫地写第一章的时候，我忽然得到灵感：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这么一路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等。李叔同先生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由此引申，小说的奇数章便是主人公的“念念不忘”，偶数章就是她的“必有回响”。心灵是现实的回音，善恶爱憎都有呼应。当以上灵感渐渐浮现后，我的写作自信心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