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特征 背景不一般的南洋大学中文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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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在兵荒马乱、百废待兴的年代,南洋大学前十年所招聘的学术人员之中,有些具备国民政府官场的经历,有些是当时文化圈名人的后代。他们或曾参与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或曾游走官场,或伴着名人家属的光环,从中土南下开坛讲经。这种学运、官场经历与文化名人眷属的错综背景结合,形成了早期南大学人圈子一道耀目的光束,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特有现象。

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政治重新洗牌。跨入1950年代的寰宇,政海风啸浪滚,新思维、新诉求层层掀起,冲刷着蜿蜿蜒蜒逐渐苏醒的洲陆海岸。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弹丸小岛新加坡也迎来一波波的涛声浪韵。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台执政。国民党则从大陆退守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延续政治生命。在世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新马华校因而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长期以来,中国是此间华校师资的主要供应地,可是这条师资供应链于1950年代因世界政局而断裂。为解决师资不继的燃眉之急,完善从小学到大学的华校系统,民办的南洋大学成立了。

作为唯一的东南亚华文大学,南大创校的前十年,其实也面对严峻的师资来源窄化问题。碍于政治,它无法从中国招聘合适的学术人员南来执教,因此香港与台湾成了主要的学术人员供应地。当时港台两地的学术人员也多源于中国,他们多半在国民政府分崩离析前后陆续离开中国大陆,落脚香江与宝岛。在兵荒马乱、百废待兴的年代,南洋大学前十年所招聘的学术人员之中,有些具备国民政府官场的经历,有些是当时文化圈名人的后代。他们或曾参与五四前后的学生运动,或曾游走官场,或伴着名人家属的光环,从中土南下开坛讲经。这种学运、官场经历与文化名人眷属的错综背景结合,形成了早期南大学人圈子一道耀目的光束,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特有现象。

以文学院为例,首任文学院院长张天泽教授,除了有在燕京大学、荷兰莱丁大学任教的学术经历之外,他也曾是国民政府经济部国际贸易司兼企业司司长;行政院淮北垦殖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1948年出任中国联合国代表。历史系创系主任余协中(当代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之父),1930年出任由张学良担任会长的国民政府东北外交委员会常委兼研究部主任,数月后他前往南京,就任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1945年抗战结束,他前往沈阳,担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南大地理系郑资约教授,1940年代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二战结束翌年(1946年),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的内容,委任郑资约为接收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的专员。这段期间,他顺道完成了南沙诸岛的实地测量工作,亲手绘制南沙与西沙群岛的地图。郑资约于1958年到南大任教,1970年退休,在新加坡期间,他先后编写了18册华校中学地理课本。

南洋大学从创校到关闭的20余年里,中文系的学生人数数量可观,它前十年的教学队伍中,不乏出身背景令人眼前一亮的学人。他们或曾在国民政府里头角峥嵘,或是南来之前已在中国文化圈锋芒显露,为他们南下的履历表注入了吸睛的元素。以下是中文系这类学者的背景资料整理。

潘重规与黄念容伉俪——黄侃(黄季刚)的女婿与女儿

黄侃,字季刚,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先驱”、民国时代三大“国学大师”之一。他是章太炎的门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出色的声韵学与训诂学专家,以“狂”名于当世。潘重规,江西人,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曾担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是黄侃的入门弟子,也是他的女婿。

潘重规教授于1956年到南大中文系任正教授,其妻黄念容是黄季刚的女儿,比潘重规晚一年到南大中文系担任讲师。他俩1959年离开南大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潘出任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后来定居台湾。潘重规是敦煌学专家,对《红楼梦》研究也颇有心得。他在南大中文系主要教授《红楼梦》,是颇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学生追忆老师的文章怀念他的也最多。中文系第四届毕业生陈凌然在《一代学人潘重规教授高寿辞世》中说:“记得他上课时总带了一色绢巾裹着的书,安置讲台上,不打开也不翻看,滔滔不绝地讲到下课,如数家珍,是那么精彩,引人入胜。”大凡才学兼备的学人,走上讲台,不仅有特立独行的举止,也有随口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风采。绢巾裹书,盈步上台,天马行空说古论今的才情,并非俗辈可比。学生喜欢他,与他生活上有往来,讲堂之外,学子们会到潘教授住所闲聊,或与南大中文研究会同学一起打太极拳,中文系第三届毕业生王永炳博士在《梦回南大当年》有所忆述。

与夫婿潘重规相比,黄念容则内敛而不善于谈笑风生。在南大那两三年,她主要讲授“大一国文”,1959年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中国语文学报》第一期,刊登过她的《文选黄氏学》一文。陈铨盛在《国学大师的独生女黄念容讲师》中说:“黄念容讲师上课时,总是常年穿旗袍,着装严谨,完全看不出她遗传自乃父黄侃的小姐脾气。说话优雅,有时也说些有关其父的事,却没有乃父的怪癖作风……我们上黄念容讲师的课,人人毕恭毕敬,虽有时气她言不及题,仍然忍受。但据说我们的学兄某君,屡受不了她的讲课态度,曾站起来抨击她不懂教学,甚至收起笔记拂袖而去,场面尴尬,令她下不了台。但课后她还敦促同学劝他回来上课。她这方面的修养可真到家呀。”

潘重规除了是国学大师的女婿,他与当时同在中文系任教的刘太希还是甥舅关系。刘太希是潘重规的三舅,是潘的长辈,舅甥同行,难得一见。潘重规与黄念容的婚姻,究竟如何撮合,是多年来文化圈的不绝话题。《谁包办了潘重规与黄念容的婚姻》有收录刘太希的《记黄季刚师》一文,提到潘重规与黄念容的婚姻是由黄侃主动提出,但黄侃在《黄侃日记》中却说是潘重规有暗示,他一时没听出来。

刘太希——梁启超、林琴南的高足

刘太希,江西人,1957年到中文系任副教授,1961年去职。在南大中文系期间,他主讲“中国诗词”。离开新加坡后,他定居台湾,在师范、政治、东吴等大学执教,1989年病逝。

刘太希是清末民初学者林琴南与梁启超的高足,是当时足跨学界与政界的人物。他于1919年获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录取,修读预科。北大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江西第四中学校长。之后他辞去教职转战官场,官拜江西省星子县县长。1933年,再转往福建省,担任东山县县长。之后,他重返学术圈,在大学里任教。

涂公遂——国民政府部长陈诚的团部主任秘书

涂公遂,江西人,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人物。1958年到南洋大学担任教授与中文系主任,教导“中国哲学史”。涂公遂先后在民国大学与北京大学受教育,在大学期间便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是动荡时代血气方刚的青年。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大学联合发起呼吁政改的师生大游行,涂公遂担任总指挥,遭到段祺瑞政府武力镇压,酿成“三一惨案”。涂公遂在事件中受刀伤,并被通缉,他潜回江西老家避险。之后,他又参与了北伐活动,并在武汉政府里任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部长陈诚(后来的台湾副总统)部下工作,担任国团部主任秘书、社会处副处长、视导室主任。1947年任立法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他前往台湾,1958年到南洋大学执教。1960年涂公遂离开新加坡,回返台湾执教,1992年病逝。

钟介民——黄遵宪外孙

钟介民教授,1893年生于广东蕉岭,复旦大学毕业。二战前曾在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出身书香之家的钟介民,是清朝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学者与诗人黄遵宪(黄公度)的外孙。少年时期,他与母亲居住在外祖父家,接受传统教育熏陶。

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到美国修读法律课程,考取法学士。青年时期,钟介民与民初知名政论家章士钊从往甚密。1925年,章士钊在天津创办《甲寅周刊》时,钟介民担任编辑。1935年,钟介民还主编过德明社出版,陈济棠在广州创办的《新民月刊》。其时,他还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秘书处少将处长、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秘书处少将副处长。1936年,陈济棠两度派钟介民到苏州,邀请章太炎到广州学海书院讲学,但不成功。之后,他便南下新马,先后担任《星中日报》总编辑及槟城《星槟日报》总编辑。1941年回返中国参加抗战,1947年,钟介民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50年再度南下,到印度尼西亚任《天声日报》主笔;1952年任《南洋商报》主笔;1950年代下半期到马来亚怡保育才中学任高中教员。1961年任教南洋大学中文系,主讲中国哲学,并以副教授身份担任系主任,1964年1月7日病逝于任内。

贺师俊——书法名家沈尹默的女婿

贺师俊,清华大学毕业,是梁启超的学生。他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贺得霖之子,书法家沈尹默的三女儿沈令莹的夫婿。本地老华校生或许对沈尹默不会过于陌生,因为当年《中华文选》第二册选有沈尹默的《生机》一诗。他不但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更是当代优秀的书法家,书风独树一帜。近一两年,沈尹默致贺师俊的数封信函曾在市场上推出拍卖。

贺师俊清华大学毕业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最初研究法国革命史,后以研究《儒林外史》而取得博士学位。张朋园编辑《国民政府职官年表(一)》中列明,1945-1949年间,贺师俊曾在朱家驊、梅贻琦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官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

贺师俊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二进二出,1956年到中文系当副教授,1957年转往史地系,1959年重返中文系,1960年再返史地系,升任教授。

郑衍通——国民政府驻伊朗与澳洲大使

郑衍通,原名郑亦同,浙江人。1948年之前,他是国民政府的资深党官。他念中学时适逢五四运动,曾投入反帝运动,宣传抵制日货。1923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1927年任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任秘书。1945年任中华民国驻澳洲公使,1946年出使伊朗,兼驻德黑兰国际法庭代表。

他于1950年到新加坡,在中正中学任教。1960年出任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后转任辅导主任。其子郑维廉,曾是新加坡政府部门的常任秘书。

曹树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私人秘书

曹树铭,江苏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吴凇中国公学大学部法科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员,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私人秘书;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重庆中央日报驻华盛顿特派员。

1960年南来,任南洋大学中文系讲师,1961年兼任副校长室秘书,直到1963年为止,前后在中文系待了四年。当年南大文学院旁有个简朴的食物亭,曹树铭为它取名“四勿亭”。 1963年他离新赴台,在中国文化学院担任中文系教授。

史次耘——李鸿章外侄孙

史次耘,安徽合肥人,1907年生。出身望族,母亲姓李。史次耘的外祖父李孝候与清朝重臣李鸿章是兄弟关系。抗日时期,史次耘曾在国民政府服务,职务包括陆军总司令部军官团国学负责人;重庆中央大学注册主任;湖南省政府秘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委员,并兼任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的机要秘书。1949年赴台,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任教。1960受聘为南洋大学教授,任教中文系两年后回返台湾,在辅仁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座教授。1997年病逝。

高鸿缙——五四运动武汉学生领袖之一

高鸿缙,五四运动武汉学生领袖之一。他是著名的文字学家,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1926年回返中国,问学于国学大家章太炎,长期在黄侃门下受教,并执弟子之礼于钱玄同。1947年赴台,在多所学府任教。1961年受聘于南洋大学,主讲文字学。1963年病逝于新加坡。

今日青葱的一代,无缘经历岛国从无到有的过程,不易深切感知复杂年代的潮起潮落。左的,右的;帝国的,新兴的;政治的厮杀角逐,有劲风也有猛雨。大时代,混乱且速变,人人都得适应它的节拍。这类综合背景较为特别的南大学人,有个相当统一的特点:他们在云南园逗留的时间都不算长,多数在三两年内便辞别裕廊山头,悄然离去。南大中文系前十年里约有学者33人,任教一两年便告走人者占43%;前后三年而去职者高达73%。他们在校园短暂逗留便告离去的原因之一,与1959年的《白里斯葛报告书》不无关系。这份报告书给予南大学术人员极为负面的评价,发表后引发华社及南大师生的强力反弹,造成南大学人情绪低落,兴意阑珊。有南大学长告知,报告书出炉后,南大学人十分愤慨,自发地在文学院讲堂聚合,发言抗议所受的不平待遇,吸引不少学生到现场支援。南洋大学的行脚,颠簸崎岖,经过了政治烽火连绵的大时代,社会布景变色,尘埃落定,学人背景也就相对单一起来。

大时代,混乱且速变,人人都得适应它的节拍。这类综合背景较为特别的南大学人,有个相当统一的特点:他们在云南园逗留的时间都不算长,多数在三两年内便辞别裕廊山头,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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