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世界日记” 读出善意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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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由香港世界出版社印制的“世界日记”,记录了那个时代独有的一把声音。

“日记不是一本流水账,而是生活的忠实记录。……写日记,不是呆板的,在你底学习和工作的环境中,围绕着身边的人和事,有很多是值得记下来的。”

是谁,如此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教人写日记?

不久前有缘遇上两款老日记本,一款是香港世界出版社(即星洲世界书局的驻港出版机构)的“世界日记”,另一款是香港上海书局的“我的日记”,两款的印制时间相隔几近20载,分别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末,距今也都超逾半个世纪了。文首的这段引语,就摘自世界出版社的“世界日记”。

世界出版社的这款日记本挺有意思,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话多”。设计人在日记本里嵌入了不少自己想说的话,从扉页“怎样写一篇好的日记”,到每月图片隔页背后的“每月献词”,共13篇小短文,每篇200余字。若说上海书局“我的日记”因字少图多而更富现代感,那么手头这本墨绿色硬皮、其貌不扬的“世界日记”恰因字多,在作为文物记录的价值上略胜一筹。

日记本里的春夏秋冬

这里说的记录,其实是那个时代独有的一把声音。逐篇细读图片背面的小短文,这把声音会一点点地渗滤出来,渐渐变得清晰,似师长、如友人的叮咛嘱咐,絮絮叨叨,有点长气,不过你听得出这番话语中的诚朴心意:

新年伊始春回大地,这把声音催人上路:“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啊!在田间、在山野,你会见到一群辛勤不倦的农人……他们会告诉你这些道理:没有播种,就没有收成。”

夏季来临,阳光转强,日记本耳提面命:“季节已届初夏……南归的燕子带来故乡的音讯:这时节,是农忙的时候了。朋友,在你耕耘着的学业园地里,如今可曾开着鲜艳的花朵?”

进入八九月的秋季,亦是已有的声音有点着急:“朋友啊!趁着下半年刚开始的时候,振作起来吧,策励自己,加紧努力。古人说得好:勤能补拙。”

10月过后,天渐渐冷了,日记本又叮咛道:“严冬将近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一年又快完结吗?当你完成这本日记,从头再看一遍吧,这里有着你底生活的忠实记录;有着你底爱与憎的刻画;也有着你对光明地憧憬。”

有趣的是,日记本里的隔页图片大多是当年马来亚(即新马地区)的地标风景,如新加坡的麦里芝蓄水池、新山市政厅、吉隆坡邮政局、槟城极乐寺等,可图片背面的文字却串起了春夏秋冬。这种季节分明的四季转换,在南洋是没有的。藉着四季交替、时光流转的意象,日记本里这把亦师亦友的声音,想说的分明是铺展在年轻人面前的生命路途:这一路上将会有春天的殷殷期盼,夏日的晴朗奔放,秋日的收获喜悦,也少不了秋风的铮铮,严寒的孤寂荒凉。不过正如“11月献词”中引用的雪莱《西风歌》所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近些年来,愈发想走深一点,多些了解能这么说话的那个年代。那是一个人们仍能以文字诉说情感,也能从文字中读出善意和情怀的年代;那也是一个能说有点傻气,不会动辄诟谇随之的年代。读着日记本里的一句句叮咛,能感觉出一种纯粹、透明的情感,柔软而温暖,平和的心态、柔和的语气,让人读之如同沐在春风里。

当然,今天的人们已不习惯这么说话了,甚至会感觉这把声音有点啰唆、有点说教。可当我把日记本里这13篇短文给前辈们过目,这些当年的年轻人都说:这便是当年华文读物的语言风格,不涉煽情或说教,当年处于逆境的年轻人需要这把导人向上的声音。

这提醒着我们,一个时代的人与物,惟有将之放回当年的历史现场才能真正看得明白;而说到70年前面世的日记本,最有发言权的,便是当年使用日记本的年轻人自己。前辈们说,在战后到50年代末的15年里,新马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尚处贫匮阶段,很多青少年因家贫或超龄而升学无门,不得不早早辍学谋生,自此得不到师长指导的机会。此时日记本里的句句叮咛和嘱咐,于他们而言,犹如师长坐在身边,于绝望之境传递着一把关爱的声音。

附带广告:推荐课外读物

值得一提的是,日记本的后部,附有多种课外读物的全版广告。没错这些广告卖的都是世界书局自己的出品,不过从设计人挑选出的书籍和杂志种类来看,其对象无疑是当年渴望自学提升的青少年。

譬如,“名著汇总”系列里,既有西方文学名著,也有香港知名作家的作品,如侣伦的《无名草》和《永久之歌》;“海滨小说丛合订本”多是现代小说,其中有李辉英《牵狗的太太》、刘以鬯《天堂与地狱》;畅销杂志中,有《世界电影画报》《世界摄影月刊》,还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半月刊。当然也少不了青年自学系列, 其中《现代缝裁学》《刺绣范本》等旨在让年轻人掌握一技之长,而“青年修养丛书”则教人如何写作、写信,甚至是否应该谈恋爱,这些“都是青年对学校与修养上的切身问题”。

谁的一片苦心?

至此,你也许跟我一样好奇:究竟是谁,一片良工苦心,为战后极需精神食粮的年轻人,设计出如此精美而实用的日记?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次请教曾经亲历五六十年代星洲香港两地运作的书业前辈。在前辈看来,这款日记本(以及后来多款日记本的设计),都离不开香港世界出版社当年“人才济济”的编辑部,其中自50年代初起主持编辑部的资深编辑甘丰穗,便是由东主周星衢亲自点中并委托总经理陈卫中高薪罗致的。

在2004年《半世纪风云——专访香港书业翘楚》一书的专访中,甘丰穗提及当时编辑部走的是“以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出版路线”,这个读者对象群体又细分为“在校中学生”和“非在学青少年”两类。在出版计划上,编辑部建议为这两个年轻人群体出版多套丛书,各以补充阅读和增进知识为侧重点。时至今天,虽然具体设计这款日记本的人早已不可考,从编辑部这个出版计划中,人们不难体察出当年编辑们的关怀所在。

严格来说,世界出版社算不上是香港左派书局阵营的一分子,它并无要为年轻人提供意识形态导向的负担。这款日记本里的谆谆叮咛,附录中为青少年推荐的课外读物,让人看到的是这家华文书局在战后15年间的文化氛围下,自动担负起的文化角色。

在连写日记都要用“日记App”的今天,我想象着自己是当年战后面对生活困境的年轻人,不仅不知如何写日记,甚至也没见过日记本的模样,此时“世界日记”里这把声音如师长、如朋友,手把手似地引导着我,循循善诱地提点着我,还推荐一系列畅销的书籍刊物。我想我会是心怀感激的。

有时一件小小的物件,能让人听到一个时代的声音。这款“世界日记”就是这样一件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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