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些街道……

台北街道。(互联网)
台北街道。(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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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淡漠气质,只不过是面对世界的某种态度。所有的小日子,都躲不过大时代,过去一百多年,台北必须学会风风火火中如何沉静地把日子过下去,她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但她能掌握自己面对世事的态度。她讨人厌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处……

2019年9月中旬我从香港搬回了台北。人生那个时间点,我这个“台北婴仔”活在台北之外的日子超过了我住在台北的时间。

纵使内心深处,自我定位的城市游标已经移动不止一次,当有人询问我来自何处,一直以来,我依然回答,台北。去台南,沿路,我的台北身份一直遭嘲笑。在东京,高个子德国银行家由上往下瞧着我,摇头告诉我他认为台北市容丑透了,为了我生长于台北这份事实感到遗憾,担忧我的美学养成不优。年轻时在香港求职一份工作,印度大老板拒绝了我,依他的想法,眼前来自台北的这个女人,其识见不足以应对大千世界。近些年香港人迷恋台北,号外杂志请我写一篇关于台北的文章,我迟疑了很久,最终我落标为《不住台北的台北人》。陈雨航在文章不断叩问,自己是否台北人,住在台北的高雄人不算台北人,那么离开了台北的台北人是否算是台北人?

我的仁爱路四段35巷变成大安路,我的太阳系MTV变成历史名词,我的地下社会结束营业,我的高记关门,我的敦南诚品已熄灯,这些日子,我走在因记忆而以为熟悉、因岁月流逝而陌生的台北街头,坐在日式居酒屋里倾听朋友们抱怨着台北市,这些朋友在台北就学、工作、恋爱、离婚、生子、退休,在犹似运河分布的台北街道图载浮载沉那么些年,迄今仍宣称他们的家乡是台南、高雄、台中、宜兰、台东……当他们想要标示出他们的道德高度,或表达现世的不满时,他们就会说,我可不是天龙人。不只这些嘉义人、云林人、花莲人、南投人等,在我的童年、台湾社会尚未解严时,还有那些山东人、浙江人、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等,他们都不会自称台北人。台北不是他们的家,家是另一处迷人的遥远所在,触动许多甜蜜而伤感的深沉情绪,而台北并不会给予他们相同的心灵悸动。所谓的“家”是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幸福所在,奶与蜜流淌之地,绝非此时此地。不像纽约,只要往口袋塞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纽约其中的一扇门,任何人都会骄傲地说,我是纽约客,离开纽约的那一天会在心底暗暗发誓,一日纽约客,终生纽约客。打滚过纽约的残酷街道,就像战场凯旋归来的荣誉老兵,可以终生拿来说嘴。台北对许多栖身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就像是纽约服务生看待他们打工的餐馆一样,只是暂时的不得已,他们终究要移往下一步人生。人生值得活的,不会是这里。

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我曾经羡慕这些不是台北人的台北居民,他们过年时总有个“家”可以回去,而自己日复一日留在这块潮湿的盆地,过着穷极无聊的日子,闻不到稻香,没有一双黑色眼眸因为夜夜眺望远山之上浩瀚星空而熠熠发光,我只有这些柏油路面,总是铺不平整,满目疮痍的楼房和屋顶加盖,屋主任其斑驳,只换新了铁窗,私家车仿佛怕巷子还不够窄,停满了双边,摩托车咆哮着穿梭里弄,以后更有那自行车,决不让路行人,花园绿地永远不够,每当中午烈日当头,每个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显得仓皇无助,言叔夏将这些台北街道形容为“春天继母”也只是刚好而已。

不在台北的人生,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怀有乡愁,答案是没有。且不论个人的生命观有些飘忽无根,也因为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这跟离不离开无关,就算留在原地,时间也会带走我认知的城市,将之换置为另一座新城:拆迁中华商场,开发大巨蛋,将何致和的“黑龙江”填成“西藏路”,先废置了中山足球场,而后又变成年轻人的工作共用空间,变幻乃城市的终极本质,我自己不只一次写下。

然而,离开之后回来,对我来说,台北却没什么变,或说改变并不那么大,只是变旧了,比我记忆中更小,信义区看似取代了东区,大稻埕又时髦了,光华商场填进了大楼,多了几处文创园区,书店大量消失中,水饺牛肉面蚵仔面线小店都还在,咖啡馆和甜点店正方兴未艾,一堆私厨暗藏于窗子后,然而,这座城市依然是我年少的城,填充的城市内容随时代风格、世代品味而嬗变,外貌并未真正大规模更动。过去20年,相较于其他亚洲城市,台北的人事物并不算剧烈变化,而这可能正是台北人想要的:落后算是某种进步的形式,不迷信过度建设;与其挖掉重来,台北人可能更希望挖掘重生,像是张亦绚笔下的木栅、景美,在都市扩张之前,原来身世是美丽河流,纵使整座瑠公圳,以及日治时代的刑场,二二八受难者的坟场一起都埋进了台北市的地底下,如颜讷所说,往生者依然会带领她的脚步探索她不知道的台北。

然而,我从来不认为台北是一座多具历史感的城市,应该这么说,台北做什么都不太上心,无论是文资保育、城市规划、企业规模还是国际接轨,从来,台北不是太有野心。台北缺乏东京的广阔腹地,没有上海早早登上国际舞台的爆棚自信,相较于新加坡的雄心壮志或香港的积极进取,台北始终像是一抹阳明山的翠绿春雾,有点柔和,有点静谧,却也十分闲散、悠哉,始终漫不经心。大家拿这城来过小日子,整理生活细节,自得自足,不太规划什么壮阔的愿景。说起台北市,无法一下子跳出强烈的印象或举证无敌的特色,大家只会说生活很舒服。当台湾其他县市戏谑台北为天龙国,台北人保持了一贯漠然,一副事不关己,或许这也是台北人惹恼其他人的原因,脸皮超厚,缺乏自省。曾有大陆知识分子皱眉头对我说,他不明白为何台北人明明可以探索丰厚的中国历史,却摆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也有那久居海外的老华侨一面去振兴医院享受免费的健保福利,一面抱怨台北的长年不长进,做什么都小鼻子小眼睛,我在公开场合遇见本土派的政治人物,想要和对方讨论台北市的文化政策,对他来说,台北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文化上的政治觉醒,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台北各个方面的不进取,管他是国际性格、商业企图、历史自觉,似乎激怒了所有人。当高雄、台中、台南、屏东等各个县市已经懂得出现细腻的都市建设,发展出美丽的生活细节,身为台湾的所谓“首善之都”的台北好像没有要急起直追的想法,一直停留在自己缓慢的小日子。

2016年香港文学馆在香港展开大型的书写计画《我香港,我街道》,邀请所有香港写作者参与,每个人挑一条街道书写,写出街道的身世,以及自身的私记忆,各种形式不拘,小说、散文、新诗或论文,其后,由台湾的木马出版社集结出书《我香港,我街道》,厚厚一本,拿在手里沉甸甸,装满了香港人的时代悲凉与风华记忆,接着又出版了《我香港,我街道2》,由外地人书写香港。有感于这两本香港书的时代意义,尤其文学分量如此厚重,木马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蕙惠与副总编辑陈琼如在台北向我提出,不如我们一起来编辑《我台北,我街道》。

自问,香港书写有其时代迫切性,台北怕是目前没有,为何此时此刻的台北需要被书写?

线索应该就藏在这本书的文字里。在蕙慧总编的敦促下,年轻世代的琼如协助我广发英雄帖,如同一只青娃跳过夏日午后的植物园荷花池,耳下声响不大,慵懒气息如常,涟漪却在荷叶下静静扩散——如此日常,如此台北,事情总是默不作声地发生。就这样,写作朋友们逐渐交稿,焦元溥写他的罗福斯路,崔舜华写她的潮州街,马欣写她的敦化南路,吴钧尧写他的重庆南路,更有王盛弘、罗毓嘉在这座城市私藏了他们的男孩记忆,郝誉翔在椰林大道度过了她的忧伤青春。而以曲折方式学会在台北安置自己的人除了马翊航、王聪威,更有思念香港的陆颖鱼。阅读他们的台北,从他们的瞳孔映出台北的倒影,当杨佳娴的236公车从中呼啸而过,里头住有陈菀茜认识的清朝耆老、陈又津描写的公娼,以及骆以军眼中身怀内力的各路高人,还有法国人余白,用他的镜头拍摄他安身立命这么久了的第二个家。这座城市会地震,有风灾,会停电,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处在战争的威胁下(直到2021年台湾仍被国际媒体光荣封为地球上最危险区,原因并不是疫情),却是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诞生地、滚石音乐的故乡,她在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出版了好几本他的小说,孕育了云门舞集、当代传奇剧场,她有明星咖啡馆,盛开出现代文学一整个时代,也有让马世芳想要像伍迪艾伦电影《午夜巴黎》情节一样回去的麦田咖啡馆,里头坐满才华满溢的年轻人,她曾让蒋渭水气到写临床讲义《台湾诊断书》,郑南榕选择壮烈自焚于杂志社,却也理直气壮将介寿路改成了凯达格兰大道。

我曾领悟,台湾教会我的事是人权,一个卑微的个体如何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保存生存的尊严。但,我怀疑,是台北教会了我包容。五湖四海,政权迭替,一座岛屿北部的山城,不同时期住下了背景南辕北辙,思想观念迥异,甚至生活习惯大不同的人,没有一个人甘心,没有一个人不遗憾,看似甜美的台北生活很多时候藏满了小小的失落,每个走在路上的行人都像在生命的街头踯躅不前。绿色雾气既甜美,却也忧伤幽幽。

台北城不是第一座台湾府城,因着淡水河码头,以商贸建城,日治时期摇身变成总督府,从此成为政治权力的据点,二战之后,当蒋介石的国民军队撤退到台湾,台北市瞬间承受了中华帝国从19世纪以来崩解的全部的美丽与哀愁,从此国族政治主导了台北市大半个世纪,或许台南人很知道自己是谁,台北人还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说,已经不太在乎自己是谁了。这件事很重要吗?孤臣遗族的悲愤,或后殖民意识的高涨,都发生在台北,都推上了台北的街头,一波又一波。我猛然回想,我这个台北小孩对台北街道最大的记忆,竟不是那些墙上挂着自行车的咖啡馆、凤城烧腊馆,开开关关的各间独立书店,而是群众上街。从野百合到太阳花的学生运动,支持同性婚姻的彩虹大游行,抗议国军霸凌事件,呼喊各式各样首长下台,甚至每回选举各家候选人的造势场子,要求国家归还原住民土地的静坐,反对都更的夜夜群聚……这座城市的人,说到底,分明一点也不漫不经心,慷慨激昂得很。他们不介意难看的屋顶加盖,但会为了市长说出歧视女性的话而表达巨大的愤怒,要求改变。他们的美学表现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的坚持或许不是拥有一座无懈可击的世界级美术馆,但他们讲究某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是了,台北的淡漠气质,只不过是面对世界的某种态度。所有的小日子,都躲不过大时代,过去一百多年,台北必须学会风风火火中如何沉静地把日子过下去,她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但她能掌握自己面对世事的态度。她讨人厌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处:台北不在乎任何人,她短视、势利,乡愿又无情,毫无理想性格,但相较于其他亚洲城市,她已深知排除政权逻辑,回归到人性的本质,去检视社会价值的优先顺序。宛如希腊的雅典,她提供她的街道,让人们公开辩论、争执,无穷无尽地交换意见,选择绝交,也可和解,然后继续过日子。曾经是二二八事件的流血街头,现在,这里是民主的天堂。自由无法量化,唯有生活其中,方可领略真谛。那是一种无形的安全感,难以解释,你只能有、或没有。住在台北的人之所以“白目”,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大的安全感。这是很奇异的恐怖平衡:战争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国际处境没有好转,全球城市起跑点上他们一下子就输掉了,住在台北的人却稳稳地生活着,而且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这恐怕是他们激怒所有人的原因。

倘若要我用一个意象来形容台北,我可能会用“午夜小酒馆”来形容。当你一天下来又疲累又心烦,不想找任何人说话,又不愿独自回家,高楼重重叠叠的城市背景里,你突然发现高架桥下有间灯光温暖的小酒馆,你推门进去,人不多,但酒馆小,因此也差不多坐满了,食物选项有限,你随便点两样,入口之后却都十分可口,老板和其他熟客聊天,余光照料着你,当你酒杯空了,他不动声色斟满,顺道给你一个真诚的微笑,你窝着,暖了胃,耳根发热,偶尔也跟隔壁客人交换笑话,不知何时你终于心甘情愿推门出去,天色微光,空气闻上去有早晨特有的清冷,四周无人无车,宛如末日空城,那时候的你只有一种心情:就算世界垮了,你也无所谓。这不是什么奢华的喝酒地方,不炫不酷,永远一副快垮掉的门面,却总是还在那里,在每一年最冷的日子,你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或只是感到无聊而已,你就不由自主向她走去,想坐上她的吧台,喝一杯甘美的调酒。

不需要等到失去才来怀念,也不用搞什么伟大的文学排场,今日,且让我们谈论台北吧,像坐在我们心爱的小酒馆里,有一搭没一搭,仿佛没有明天地。敬我们的台北。

(作者是台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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