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淡漠气质，只不过是面对世界的某种态度。所有的小日子，都躲不过大时代，过去一百多年，台北必须学会风风火火中如何沉静地把日子过下去，她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但她能掌握自己面对世事的态度。她讨人厌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处……
2019年9月中旬我从香港搬回了台北。人生那个时间点，我这个“台北婴仔”活在台北之外的日子超过了我住在台北的时间。
纵使内心深处，自我定位的城市游标已经移动不止一次，当有人询问我来自何处，一直以来，我依然回答，台北。去台南，沿路，我的台北身份一直遭嘲笑。在东京，高个子德国银行家由上往下瞧着我，摇头告诉我他认为台北市容丑透了，为了我生长于台北这份事实感到遗憾，担忧我的美学养成不优。年轻时在香港求职一份工作，印度大老板拒绝了我，依他的想法，眼前来自台北的这个女人，其识见不足以应对大千世界。近些年香港人迷恋台北，号外杂志请我写一篇关于台北的文章，我迟疑了很久，最终我落标为《不住台北的台北人》。陈雨航在文章不断叩问，自己是否台北人，住在台北的高雄人不算台北人，那么离开了台北的台北人是否算是台北人？
我的仁爱路四段35巷变成大安路，我的太阳系ＭTV变成历史名词，我的地下社会结束营业，我的高记关门，我的敦南诚品已熄灯，这些日子，我走在因记忆而以为熟悉、因岁月流逝而陌生的台北街头，坐在日式居酒屋里倾听朋友们抱怨着台北市，这些朋友在台北就学、工作、恋爱、离婚、生子、退休，在犹似运河分布的台北街道图载浮载沉那么些年，迄今仍宣称他们的家乡是台南、高雄、台中、宜兰、台东……当他们想要标示出他们的道德高度，或表达现世的不满时，他们就会说，我可不是天龙人。不只这些嘉义人、云林人、花莲人、南投人等，在我的童年、台湾社会尚未解严时，还有那些山东人、浙江人、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等，他们都不会自称台北人。台北不是他们的家，家是另一处迷人的遥远所在，触动许多甜蜜而伤感的深沉情绪，而台北并不会给予他们相同的心灵悸动。所谓的“家”是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幸福所在，奶与蜜流淌之地，绝非此时此地。不像纽约，只要往口袋塞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纽约其中的一扇门，任何人都会骄傲地说，我是纽约客，离开纽约的那一天会在心底暗暗发誓，一日纽约客，终生纽约客。打滚过纽约的残酷街道，就像战场凯旋归来的荣誉老兵，可以终生拿来说嘴。台北对许多栖身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就像是纽约服务生看待他们打工的餐馆一样，只是暂时的不得已，他们终究要移往下一步人生。人生值得活的，不会是这里。
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我曾经羡慕这些不是台北人的台北居民，他们过年时总有个“家”可以回去，而自己日复一日留在这块潮湿的盆地，过着穷极无聊的日子，闻不到稻香，没有一双黑色眼眸因为夜夜眺望远山之上浩瀚星空而熠熠发光，我只有这些柏油路面，总是铺不平整，满目疮痍的楼房和屋顶加盖，屋主任其斑驳，只换新了铁窗，私家车仿佛怕巷子还不够窄，停满了双边，摩托车咆哮着穿梭里弄，以后更有那自行车，决不让路行人，花园绿地永远不够，每当中午烈日当头，每个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显得仓皇无助，言叔夏将这些台北街道形容为“春天继母”也只是刚好而已。
不在台北的人生，我曾经问过自己是否怀有乡愁，答案是没有。且不论个人的生命观有些飘忽无根，也因为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这跟离不离开无关，就算留在原地，时间也会带走我认知的城市，将之换置为另一座新城：拆迁中华商场，开发大巨蛋，将何致和的“黑龙江”填成“西藏路”，先废置了中山足球场，而后又变成年轻人的工作共用空间，变幻乃城市的终极本质，我自己不只一次写下。
然而，离开之后回来，对我来说，台北却没什么变，或说改变并不那么大，只是变旧了，比我记忆中更小，信义区看似取代了东区，大稻埕又时髦了，光华商场填进了大楼，多了几处文创园区，书店大量消失中，水饺牛肉面蚵仔面线小店都还在，咖啡馆和甜点店正方兴未艾，一堆私厨暗藏于窗子后，然而，这座城市依然是我年少的城，填充的城市内容随时代风格、世代品味而嬗变，外貌并未真正大规模更动。过去20年，相较于其他亚洲城市，台北的人事物并不算剧烈变化，而这可能正是台北人想要的：落后算是某种进步的形式，不迷信过度建设；与其挖掉重来，台北人可能更希望挖掘重生，像是张亦绚笔下的木栅、景美，在都市扩张之前，原来身世是美丽河流，纵使整座瑠公圳，以及日治时代的刑场，二二八受难者的坟场一起都埋进了台北市的地底下，如颜讷所说，往生者依然会带领她的脚步探索她不知道的台北。
然而，我从来不认为台北是一座多具历史感的城市，应该这么说，台北做什么都不太上心，无论是文资保育、城市规划、企业规模还是国际接轨，从来，台北不是太有野心。台北缺乏东京的广阔腹地，没有上海早早登上国际舞台的爆棚自信，相较于新加坡的雄心壮志或香港的积极进取，台北始终像是一抹阳明山的翠绿春雾，有点柔和，有点静谧，却也十分闲散、悠哉，始终漫不经心。大家拿这城来过小日子，整理生活细节，自得自足，不太规划什么壮阔的愿景。说起台北市，无法一下子跳出强烈的印象或举证无敌的特色，大家只会说生活很舒服。当台湾其他县市戏谑台北为天龙国，台北人保持了一贯漠然，一副事不关己，或许这也是台北人惹恼其他人的原因，脸皮超厚，缺乏自省。曾有大陆知识分子皱眉头对我说，他不明白为何台北人明明可以探索丰厚的中国历史，却摆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也有那久居海外的老华侨一面去振兴医院享受免费的健保福利，一面抱怨台北的长年不长进，做什么都小鼻子小眼睛，我在公开场合遇见本土派的政治人物，想要和对方讨论台北市的文化政策，对他来说，台北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文化上的政治觉醒，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台北各个方面的不进取，管他是国际性格、商业企图、历史自觉，似乎激怒了所有人。当高雄、台中、台南、屏东等各个县市已经懂得出现细腻的都市建设，发展出美丽的生活细节，身为台湾的所谓“首善之都”的台北好像没有要急起直追的想法，一直停留在自己缓慢的小日子。
2016年香港文学馆在香港展开大型的书写计画《我香港，我街道》，邀请所有香港写作者参与，每个人挑一条街道书写，写出街道的身世，以及自身的私记忆，各种形式不拘，小说、散文、新诗或论文，其后，由台湾的木马出版社集结出书《我香港，我街道》，厚厚一本，拿在手里沉甸甸，装满了香港人的时代悲凉与风华记忆，接着又出版了《我香港，我街道2》，由外地人书写香港。有感于这两本香港书的时代意义，尤其文学分量如此厚重，木马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蕙惠与副总编辑陈琼如在台北向我提出，不如我们一起来编辑《我台北，我街道》。
自问，香港书写有其时代迫切性，台北怕是目前没有，为何此时此刻的台北需要被书写？
线索应该就藏在这本书的文字里。在蕙慧总编的敦促下，年轻世代的琼如协助我广发英雄帖，如同一只青娃跳过夏日午后的植物园荷花池，耳下声响不大，慵懒气息如常，涟漪却在荷叶下静静扩散——如此日常，如此台北，事情总是默不作声地发生。就这样，写作朋友们逐渐交稿，焦元溥写他的罗福斯路，崔舜华写她的潮州街，马欣写她的敦化南路，吴钧尧写他的重庆南路，更有王盛弘、罗毓嘉在这座城市私藏了他们的男孩记忆，郝誉翔在椰林大道度过了她的忧伤青春。而以曲折方式学会在台北安置自己的人除了马翊航、王聪威，更有思念香港的陆颖鱼。阅读他们的台北，从他们的瞳孔映出台北的倒影，当杨佳娴的236公车从中呼啸而过，里头住有陈菀茜认识的清朝耆老、陈又津描写的公娼，以及骆以军眼中身怀内力的各路高人，还有法国人余白，用他的镜头拍摄他安身立命这么久了的第二个家。这座城市会地震，有风灾，会停电，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处在战争的威胁下（直到2021年台湾仍被国际媒体光荣封为地球上最危险区，原因并不是疫情），却是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诞生地、滚石音乐的故乡，她在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出版了好几本他的小说，孕育了云门舞集、当代传奇剧场，她有明星咖啡馆，盛开出现代文学一整个时代，也有让马世芳想要像伍迪艾伦电影《午夜巴黎》情节一样回去的麦田咖啡馆，里头坐满才华满溢的年轻人，她曾让蒋渭水气到写临床讲义《台湾诊断书》，郑南榕选择壮烈自焚于杂志社，却也理直气壮将介寿路改成了凯达格兰大道。
我曾领悟，台湾教会我的事是人权，一个卑微的个体如何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保存生存的尊严。但，我怀疑，是台北教会了我包容。五湖四海，政权迭替，一座岛屿北部的山城，不同时期住下了背景南辕北辙，思想观念迥异，甚至生活习惯大不同的人，没有一个人甘心，没有一个人不遗憾，看似甜美的台北生活很多时候藏满了小小的失落，每个走在路上的行人都像在生命的街头踯躅不前。绿色雾气既甜美，却也忧伤幽幽。
台北城不是第一座台湾府城，因着淡水河码头，以商贸建城，日治时期摇身变成总督府，从此成为政治权力的据点，二战之后，当蒋介石的国民军队撤退到台湾，台北市瞬间承受了中华帝国从19世纪以来崩解的全部的美丽与哀愁，从此国族政治主导了台北市大半个世纪，或许台南人很知道自己是谁，台北人还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说，已经不太在乎自己是谁了。这件事很重要吗？孤臣遗族的悲愤，或后殖民意识的高涨，都发生在台北，都推上了台北的街头，一波又一波。我猛然回想，我这个台北小孩对台北街道最大的记忆，竟不是那些墙上挂着自行车的咖啡馆、凤城烧腊馆，开开关关的各间独立书店，而是群众上街。从野百合到太阳花的学生运动，支持同性婚姻的彩虹大游行，抗议国军霸凌事件，呼喊各式各样首长下台，甚至每回选举各家候选人的造势场子，要求国家归还原住民土地的静坐，反对都更的夜夜群聚……这座城市的人，说到底，分明一点也不漫不经心，慷慨激昂得很。他们不介意难看的屋顶加盖，但会为了市长说出歧视女性的话而表达巨大的愤怒，要求改变。他们的美学表现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的坚持或许不是拥有一座无懈可击的世界级美术馆，但他们讲究某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是了，台北的淡漠气质，只不过是面对世界的某种态度。所有的小日子，都躲不过大时代，过去一百多年，台北必须学会风风火火中如何沉静地把日子过下去，她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但她能掌握自己面对世事的态度。她讨人厌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处：台北不在乎任何人，她短视、势利，乡愿又无情，毫无理想性格，但相较于其他亚洲城市，她已深知排除政权逻辑，回归到人性的本质，去检视社会价值的优先顺序。宛如希腊的雅典，她提供她的街道，让人们公开辩论、争执，无穷无尽地交换意见，选择绝交，也可和解，然后继续过日子。曾经是二二八事件的流血街头，现在，这里是民主的天堂。自由无法量化，唯有生活其中，方可领略真谛。那是一种无形的安全感，难以解释，你只能有、或没有。住在台北的人之所以“白目”，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大的安全感。这是很奇异的恐怖平衡：战争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国际处境没有好转，全球城市起跑点上他们一下子就输掉了，住在台北的人却稳稳地生活着，而且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这恐怕是他们激怒所有人的原因。
倘若要我用一个意象来形容台北，我可能会用“午夜小酒馆”来形容。当你一天下来又疲累又心烦，不想找任何人说话，又不愿独自回家，高楼重重叠叠的城市背景里，你突然发现高架桥下有间灯光温暖的小酒馆，你推门进去，人不多，但酒馆小，因此也差不多坐满了，食物选项有限，你随便点两样，入口之后却都十分可口，老板和其他熟客聊天，余光照料着你，当你酒杯空了，他不动声色斟满，顺道给你一个真诚的微笑，你窝着，暖了胃，耳根发热，偶尔也跟隔壁客人交换笑话，不知何时你终于心甘情愿推门出去，天色微光，空气闻上去有早晨特有的清冷，四周无人无车，宛如末日空城，那时候的你只有一种心情：就算世界垮了，你也无所谓。这不是什么奢华的喝酒地方，不炫不酷，永远一副快垮掉的门面，却总是还在那里，在每一年最冷的日子，你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或只是感到无聊而已，你就不由自主向她走去，想坐上她的吧台，喝一杯甘美的调酒。
不需要等到失去才来怀念，也不用搞什么伟大的文学排场，今日，且让我们谈论台北吧，像坐在我们心爱的小酒馆里，有一搭没一搭，仿佛没有明天地。敬我们的台北。
（作者是台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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