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者·文化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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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陈启云两位教授的去世,实有其时代意涵。两人的学术事业与生活经历,若置之于东亚当代史的视角下来观察,实可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两人的谢世,亦可视之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余英时与陈启云

美国史学界最近有两位华裔教授先后逝世,他们就是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执教近30年的陈启云教授,以及历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余英时先生。陈教授谢世于去年(2020年)的12月1日,余教授则于今年8月1日辞世。

余教授和陈教授在美国都以讲授和研治中国历史为专业,但两人的学术影响力实被及美国以外的国际学界,尤其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世界。余英时教授在这方面贡献尤为巨大,近月来报章及舆论已有广泛报道和讨论。其实,陈启云教授与余教授一样,生前皆与新加坡有过结缘。他曾先后于1991至1992年及1993至1994年之间,两度受邀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之后还曾受托培养该系保送至加州大学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一名博士生。加大在陈教授退休之后,于1994年授其以终身荣誉教授衔。但陈教授自加大荣休之后,还曾先后在清华大学(新竹市)及南开大学任教,获聘为讲席教授。今年8月31日,圣芭芭拉加大特在当天将高挂在学校行政楼(Cheadle Hall)前的旗帜低降,以此隆重方式表达对陈启云教授的追思及感念他对学校的贡献。  

余英时与陈启云都是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华裔,两人的学术事业亦皆以美国为起点及以之为基地。除此之外,他们尚有一共同背景——两位教授都是钱宾四先生的弟子。

余、陈两位教授的去世,实有其时代意涵。两人的学术事业与生活经历,若置之于东亚当代史的视角下来观察,实可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两人的谢世,亦可视之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流亡与留美

严耕望先生在追忆钱穆先生的文章里写道:“新亚书院的学生来源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余英时教授也说,“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 由于这是新亚人的自况,我们可以相信“流亡”的意识不只是该书院师生的心态而已,可能更是彼此用以相互砥砺的一种心志。但流亡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抉择,新亚师生何以至此?

此外,20世纪甫入下半叶之际,正值中国抗战胜利、内战结束,政局渐趋稳定,一个开展新建设的时代来临之时。新亚诸人又何以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选择流亡?

我们从新亚学人的著作当中得以感受得到,他们之所以选择去国离乡是为了维系一种文化体系,追求一种理想信念。他们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历史传承何以能够源远流长而不断绝,并且能从自身内部不断涌现动力推陈出新,有一套看法和主张,并且对之持有虔诚的信仰,十分坚持。因此,当他们研判出承载这些外缘和内缘因素的大环境在当时的中国已不复存在的时候,遂毅然出走,去夏就夷以谋易地经营,成就其延续道统的心志。他们不仅是欲以守持一个文化故国而已,而是要让自己所理解掌握的中国文化的根苗,得以在“借来”的一方土壤中继续成长,使其生命得到润泽与呵护。

此新亚书院之所以必设立于当时英国人管治下的香港之缘由。然而1950年代初,是本区域物资紧张、资源匮乏的时期。一所供一小群流亡知识人践行其心志的学院,要维持运作已属不易,更何谋发展。钱宾四先生主持院务初时,曾得到台北方面为数不多的财务援助。但1954年之后,情况则有了改变。新亚书院得到了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前称Yale-in-China)的支持,遂使其窘境得以稍缓。这一成立于1901年的组织,源自美国耶鲁大学的教职员与校友为在国外宣教而组成的团体。但它踏足中国并历经三四十年的拓展后,已成为一个以提供医学教育与医药服务为其核心事业的组织。新中国建立后,雅礼协会在大陆的工作已无法继续,遂转而把其亚洲工作的重心放在支持教育上面。它因此注意到了新亚书院,并在1954年与后者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主要是由它协调从美国数个基金会取得资金转输新亚,以支持书院的运作,其中甚至包括让新亚的师生前往美国访学与深造的奖学金,以及让书院学人开展研究的经费补助。即使是后来新亚、联合及崇基三所书院在英国殖民地当局的主导下,合组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雅礼协会仍然为中大的校园建设与校务发展继续给予浑厚的资金援助。

余英时教授便是在雅礼协会与新亚书院的合作计划下,于1955年得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奖学金之助,先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然后再得机缘留在该校完成博士课程的专业训练的。陈启云教授也是在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后到新亚研究所念书,继得美方基金的支持,于1960年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余、陈二氏在哈佛的论文,皆得杨联陞教授的指导。杨氏与这两位学生的师友情谊,在他与钱穆先生的书信往还之中,时能见及。

余英时从一开始即很清楚,自己是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志的。这当与他出身新亚,并受钱宾四先生的感召有根本的关系。但他在美国接受训练的起始之时,却把精力集中在“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包括“欧洲中古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历史哲学”等。虽然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在西方人文方面做专家的打算”。他仅是意识到,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专研中国历史,会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事实证明,在美国的这些精深训练,对他以后研究中国历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让余英时“发展出一种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的观点”。在哈佛的学习,不但让他得到“方法上的训练”,也让他“开拓了眼界”。他由此看到人家怎样“运用史料,然后从中得出结论,论辩的逻辑怎样发展”,从而“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余教授坦承,这些训练都是他原来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求学时,“所没有得到的”。

如果余英时对其自身(也许亦及于与他有相同背景者)学术生命的这番回顾是值得玩味的,那它或许得以解释,何以人们在余教授生前身后对他的学术成就如此赞誉有加。人往往需要通过对他人的观察和比较,才能更看得清楚自己;国家与民族亦然。中国史家若是对西方史学与史料也能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以之作为一个参照系统,再回过头来审视本国历史的发展,就算未必一定能看出新意,至少亦得以看得更为深切。要不然陈陈相因,或框限于一种理论某种主义,终究难以开创新局。朱子所言:“此正是顺之从来一个窠臼,何故至今出脱不得”即此之谓也。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余英时与陈启云动身留美之时,两人皆仅二十余岁,正值力学笃行的黄金年龄。他们在其同一代人的中国同胞当中是属于非常幸运的,因为从其时至19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到西方(可能除了苏联之外)访学或留学,对身处大陆的学人及学子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开创性研究,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界中具有代表性的华人学者,在民国时期的大家之后,引领风骚者似乎许多仍是与余英时等具有相同背景的华裔教授,也就不难理解了。

故国异域

冷战方炽之时国际局势风云险恶,这历史的大关口考验着读书人的良知与智慧。孔子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教,当时以新亚书院为据点的一支知识群体退避到华夏边陲的一隅之地,本为恪尽士人使命而作惨淡经营。不想竟由香港之地利,而得美国朋侪友邦之厚助;甚而成就如余英时、陈启云两教授那样的人物。故国与异域之因缘可以如此,实在还是当时那一段风谲云诡的特殊时局所缔生。两位华裔教授离世之时代意涵,或当由此得之。

当时以新亚书院为据点的一支知识群体退避到华夏边陲的一隅之地,本为恪尽士人使命而作惨淡经营。不想竟由香港之地利,而得美国朋侪友邦之厚助;甚而成就如余英时、陈启云两教授那样的人物。

(作者为南大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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