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鲁迅政治”的形成

陈仪(左起)、许寿裳、鲁迅和邵文镕合影。(作者提供)
陈仪(左起)、许寿裳、鲁迅和邵文镕合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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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所以在当代中国依然无可替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作为“革命人”也即“政治人”的鲁迅。

1. “革命”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在今天谈起鲁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鲁迅当作一个饱含七情六欲,富有文人气息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称其为“好玩”的“大先生”。实际上,鲁迅之所以在当代中国依然无可替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作为“革命人”也即“政治人”的鲁迅。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何来理解鲁迅的“政治”?这也是把握“鲁迅”与“当今时代”关系的根本立足点。

鲁迅当然是一个文学家,但追溯一下“鲁迅文学”的原点,不难发现“鲁迅文学”的诞生与“革命”密切相关,正是“革命”召唤出了“鲁迅文学”。1902年4月,鲁迅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翻看现存鲁迅留日时期的照片,他剪去了辫子,在人群中十分醒目。当时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约有8000人,剪辫子的占少数,多数学生正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开头所写,既不敢剪掉辫子,又赧于明显地留辫子,于是便将辫子盘起来,戴上学生帽,高高的帽子看上去“宛如富士山”。鲁迅毅然剪去辫子,表明的正是他“排满革命”的态度。他到日本即投身革命,是浙江光复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后,他也成为了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与鲁迅一同留日的绍兴老乡陈仪和许寿裳,也是光复会的成员,他们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就拿陈仪来说,算得上是真正的“民国元老”,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奔赴台湾,就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在他任职期间,爆发了台湾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变”。和陈仪相比,鲁迅终究没有成为“民国元老”,内中缘由一言难尽,不过核心问题还是关涉到“鲁迅文学”的发生。张承志在《鲁迅路口》讨论这个问题时,特别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清政府因警惕于官费留日学生中革命派的发展,遂与日本文部省沟通,由后者下发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所言“取缔”是日文,意思是监管、控制,该规则旨在限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这一规则的颁布引起了轩然大波,爱国学生陈天华痛愤日本《朝日新闻》对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的歧视,留下一纸《绝命书》后蹈海自戕,希望以此来警醒中国人;与之相关的第二个细节则是,因为有了“取缔”规则,留日的中国学生分成了两派。一边是以鲁迅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为代表的归国派,另一边则是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的留日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在张承志充满文学性的叙述中,鲁迅属于“骑墙派”,他既没有表达回国的愿望,也不曾流露留在日本的意愿。这种优柔寡断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提到鲁迅留日时期一次未成行的暗杀行动。据说,光复会曾下达一个暗杀任务给鲁迅,鲁迅因顾及母亲的赡养问题而向组织发问,若是暗杀牺牲了,母亲由谁来养活?组织因此更换了任务的执行人。这一事件并无旁证,因而无从考究真假,但根据当时的情况,革命党人往往采取两种形式来发动“革命”:一种是起义,例如秋瑾领导的大通学堂师生起义,结局是失败并壮烈牺牲;另一种是进行暗杀,如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良弼,虽然暗杀成功了,但自己也牺牲了。鲁迅不能决然如陈天华,也未敢像秋瑾和徐锡麟,走上或起义或暗杀的“革命之路”,他不幸成为了一名“幸存者”。与陈天华、秋瑾和徐锡麟的牺牲相比,鲁迅某种程度上是“苟活”在这个世上,“看杀”同乡革命者的自责逐渐在他心里浸蚀、蔓延和齿咬,最终催生了文学家“鲁迅”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称鲁迅的文学是“赎罪”的文学:“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幸存者的文学”还是“赎罪的文学”,都是以“革命”为前提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张承志:《鲁迅路口》)“革命者”与“文学家”交错的经历,使鲁迅对革命的体验和理解,首先与辛亥革命紧密相连。正如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在1940年代为《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写的序中所言:“鲁迅一生功业的建立虽在民元以后,而它的发源却都在民元以前”。

2. “辛亥革命”及其挫折

究竟如何看待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丸山昇出版于1960年代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和丸尾常喜发表于1980年代的《明暗之间:鲁迅传》,两本著作不约而同引用了《两地书》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1925年3月31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他说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很显然,鲁迅在“民元”时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很大的希望。正因如此,他才愿意在政局动荡不安,民国命途多舛之际离开绍兴,只身前往南京,毫不犹豫地为新政府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就像丸尾常喜强调的那样,“民国元年时,鲁迅三十岁”,他正处于人生大好年华,这时迎来了“辛亥革命”。从此以后,“辛亥革命”便以“民国理想”的形式镌刻在鲁迅的生命记忆中。

《两地书》(作者提供)

然而,让鲁迅倍感失望的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并未进入一个希望的国度。同样在《两地书》的那封信中,鲁迅在谈到“民元”的希望之后,紧接着就说起希望的破灭,“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因为他亲眼目睹的是革命的堕落和理想的失落:有些人在革命中牺牲了,成为了永远的革命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投机分子,借革命来吃“革命饭”;还有些人革命成功之后转而镇压革命,甚至自身堕落后也被杀了……譬如鲁迅所熟悉的王金发、陶成章等人。鲁迅由此生发出对“后革命”的警惕和恐惧,他觉得革命成功后往往会“故鬼重来”,也就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鲁迅创作了《药》《阿Q正传》《在酒楼上》《孤独者》和《范爱农》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民元革命”本应具有的勃勃生机,如何逐渐消散与失落的,“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张承志:《鲁迅路口》)在鲁迅那儿,始终有所谓“民国的理想”与“民国的现实”之间的对峙,这两者的紧张关系是促使他思考、写作和行动的关键。

所以,鲁迅没有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正如他在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指出的:“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说是康‘有为’党,后说是革‘命’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现代评论派和女师大风潮,但在更深层次却总结了“民元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引申出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在《两地书》中,鲁迅同样重申他类似的看法,“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宏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止,但民党复起是,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1926年10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因此,鲁迅提倡“痛打落水狗”,并非仅仅限于“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是来自“民元革命”以来各种各样血的教训,如果革命不彻底,那些未被革命镇压的坏人总要秋后算账,反戈一击,革命重新要付出血的代价。丸尾常喜则进一步点明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苦心孤诣:“因为官阶最高的一品官官帽上会用赤色珠玉做‘顶珠’,所以‘以人血染红顶子’意指以告密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遗老是指前朝的遗臣,而遗少是鲁迅新造的词语,指那些无心进取、思想仿佛遗老的年轻人。紧接着,鲁迅提到被杀的秋瑾和王金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1926)。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已然觉醒的现实主义,以及目睹许多流血后内心郁积的悲愤。”(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

3. 什么是鲁迅的政治

围绕着“痛打落水狗”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近年鲁迅研究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什么是鲁迅的政治?不少研究者认为鲁迅看到革命后往往“故鬼重来”,因而对革命感到幻灭,甚至对革命产生警惕。鲁迅对革命确实有重蹈覆辙的警醒,《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鲁迅是从革命的进程中去理解革命的后果,还是从革命中超脱出来静观革命的遗产?这是两种对鲁迅政治完全不同的理解。假如静观革命的遗产,鲁迅当然可以保持超然的态度,认为革命就是循环往复,进而将革命相对化,甚至质疑革命本身的合理性,从而与革命保持相应的距离,进而还可以把上海时期鲁迅与左翼阵营的离合结合进来,凸显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将“革命”与“知识分子”二元对立起来的思路,根本无法清楚地解释鲁迅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对革命的深入思考——“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更何况,这一思考从“民元革命”开始,可以说贯穿于鲁迅的一生。

丸尾先生在《明暗之间:鲁迅传》中特别指出,广州时期应是理解何为鲁迅政治的一个关键。鲁迅为什么选择从北京南下?除了因为爱情——当时关于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的确有很多流言蜚语,所以鲁迅要离开北京——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南方带来了“革命”的新希望,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鲁迅认为这是第二次“民元革命”,在“民国的理想”和“民国的现实”之间,鲁迅再次选择了“理想”,“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此时此刻说起“民元的希望”,投射的也有可能是鲁迅寄托于“大革命”的“新希望”。但是,到了广州以后,鲁迅同样需要面临“大革命失败”的危机。1927年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正是在“政变”的前两天,也即4月10号写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75年“文革”时期作为鲁迅的轶文被发现的,文章的题目叫《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不仅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很显然,鲁迅认为列宁的话与他“痛打落水狗”的逻辑是相通的,也即革命不能对敌人仁慈,否则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所以,鲁迅再次强调:“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而且,鲁迅进一步在革命的进程中,继续反思革命有可能失败的后果:“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正是在革命似乎取得了胜利的时候,革命精神反而可能“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由此,“革命”之后才会“故鬼重来”“重蹈覆辙”,这是“革命”包含于自身的深刻危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这一对革命后果和危机的深刻理解,离不开鲁迅对辛亥革命以降一系列革命及其挫折的总结。

正是从这一富有历史感的观察出发,造成“革命”危机的不仅仅是往复的循环,恰恰是因为革命不彻底,没有成为“永远的革命者”,所以难以打破“故鬼重来”的循环。革命的进程需要召唤一种彻底的、“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而构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的视野。正是伴随着“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鲁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答有恒先生》,1927),在告别“五四”的自觉中,新的“阶级政治”的视野逐渐浮现出来了。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

(编注: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

(作者是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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