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出生英国，甫于2021年圣诞节辞世、享年85岁的耶鲁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公认的史学家，或汉学家。然而，由于1966年在他30岁时，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著作《曹寅与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让他意外地成为中外炙手可热的“红学”界人物。
蹊跷在于：曹寅（1658-1712），是《红楼梦》作者曹霑（雪芹）的祖父。
《曹》书引起轰动，首先因为上世纪60年代，有关《红楼梦》的英文学术论著是很稀缺的。尽管1921年胡适已指出曹雪芹为红楼主要作者，并考证曹寅作为江宁（南京）织造的若干家世，顾颉刚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驻跸将军署外，余五次均把织造署当行宫”等等。
英国翻译家霍克思（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所译五册《石头记（又名红楼梦）》，从1973年出版到1986年，便表示感谢得益于史景迁《曹》书提供的许多历史资料。换句话说，把《红楼梦》推向国际，史景迁也功不可没。
1988年，耶鲁大学再版《曹寅与康熙》，史景迁为初版以来“红学”史料的更新，写了一则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印行此书中译。本书原版有个副题为Bondservant and Master（直译为“奴仆与主人”）。上海中译本的副题巧立名目，称为“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实验性的统治运作
史景迁研究曹寅与康熙，当然不是为了说红楼。确切而言，聚焦点就在副题所说的“奴仆与主人”这层关系。这个关系很微妙，因为1644年，满人依仗着十数万军骑“入关”，就统治着数量庞大的汉族，他们必须靠汉人治汉人。我们读《曹》书，可以意识到：
一、曹家世代是清帝的“包衣”，即汉人奴隶。曹寅的曾祖在努尔哈赤时被俘，编入新体制下的包衣佐领；曹寅的祖父则在皇太极手下开始做事。曹氏祖宗是“随龙入关”的一族，过程惊险。《红楼梦》第七回末，焦大骂贾家人，不知“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讲的就是这段回忆。
清兵入关后，曹寅的父亲曹玺任职顺治皇帝的内务府，在康熙朝的摄政时期成为江宁织造。而曹寅继承父位之后，经儿子曹颙、曹頫，曹家任江宁织造达30年。
红学一说认为，雪芹是曹寅的短命儿子曹颙的遗腹子，一说芹父是曹頫。但史景迁指出，曹寅的直系无子嗣后继，须从弟辈找儿子继承灯火。许多新研究确认，曹頫是曹寅的嗣子，而曹雪芹则是曹頫的嗣子。另一方面，曹家姻亲李煦家，也任苏州织造几近30年。
二、除了担任皇家丝织工场“织造”的肥缺之外，曹寅还替康熙皇帝处理米价的平抑，购铜，检查漕运，督导文学事业（刊刻《全唐诗》），运送佛像给地方寺院，报告高官的行为举止及收成情况。史景迁根据大量的奏折与皇帝的诏书密批，进行他的研究。
史景迁认为，满人从屯兵塞外到入关中原，都在学习与实践着汉人的行政技术。从“包衣”制度到江宁织造，都是实验性的统治运作，无论曹寅还是康熙，都没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而须不断随机应变（李煦家也同样复杂）。这种从不规则的异常中产生的君臣关系，形成了清初统治的一种科学范例（paradigm，一译范式）。
家族命运映照红楼
曹雪芹据考出生于1715年，虽然祖父已逝，但这时的曹家仍是曹寅留下之功业，名士风流。曹府筑有戏台，养有戏班，红楼梦第五十四回出现的戏名《续琵琶》，实为曹寅曾创作的一部传奇。
曹寅藏书丰富，“说部”类达469种；“杂学”类则包括医卜、星象、历（曆）算、花谱、膳食、饮茶等无所不包。很可能这都是《红楼梦》的写作养分。
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四次得到曹寅在江宁的接待：这是胡适在1921年的《考证》中便指出的。但史景迁说，曹寅并非清朝大官，曹寅与南巡的有关信息，正史和野史都没提。“如果没有曹寅的孙子曹霑所写的小说《红楼梦》，这些南巡对个人的任何影响都不得而知。”
史景迁也并不同意中国学者（如吴世昌等）所认为的，康熙南巡弄到曹寅倾家荡产。史氏说，调查曹寅的财产证明接待的支出完全在他负担能力之内。更重要的是，康熙在位时（1662-1722），曹寅一家是得到皇帝特别眷顾的。
那是宣称励精图治的雍正皇帝，给曹、李家带来灾难。雍正即位第一年，便撤换了45位各部大臣和御史中的37位。他同时也很看轻“包衣”这样的家奴，认为他们卑下且不老实，更不相信他们能给朝廷担当很好的密探。另外，曹、李家都被雍正深恶痛绝的王子们拉下水。
雍正元年，李煦家便被抄检；雍正六年初，曹家遭殃。两大家族可说一蹶不振，1745年，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困居北京西郊，开始写小说。
史景迁著作多着眼于中国近代史，已故史学家余英时说，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和史景迁几乎天天见面，成为终身朋友。2007年，台北时报出版了史景迁《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中译，余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短序，收于《会友集》下卷。
余序介绍了史景迁著作的特色，并猜测中文姓名“史景迁”，是出自他早年师事过的房兆楹先生和夫人杜联喆：房、杜二老慧眼识英才，早就看出他不同凡响，因此才把他和司马迁连在一起。
余英时更进一步说：“无论我上面的推测是否准确，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则是无可争议的。”
（作者是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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