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妇手中线 岛夷腰间缦 南洋纺织文明轨迹与新加坡开埠前后土布贸易

质地优良的南洋土布。
质地优良的南洋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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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地、各民族流传至今的纺织技艺,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纺织技艺犹如活化石般,叙述东南亚各民族的文明进程。

常言道:衣食住行。足见在日常生活当中,衣着排在第一。人类从远古时以树叶、兽皮遮身,到织布着衣,有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新加坡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今天当我们看到东南亚各民族传统服饰,是否能联想到其历史渊源?华人南来过程中,又究竟将多少中华元素融入异乡的衣冠文化之中?

南洋纺织文明的历史痕迹

混合配搭穿着西服的画面在马来半岛司空见惯。

古代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与纺织品极难遗存,尤其是南洋地区的气候与环境,更不利于有机物质的流传。与东南亚的情况不同,如中国湖南马王堆西汉古墓里,出土的纺织品文物就曾震惊考古界。然而这并非说,要窥视或探讨南洋地区纺织与服饰历史,就无迹可寻。

泰国境内东北部的班清(Ban Chiang)及其他地区的古代遗址中,曾发掘土3000年前的纺轮(Spindle whorl),包括在青铜器上发现纺织物残迹。这为我们追溯东南亚历纺织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除了地底,地面上的古迹如暹粒的吴哥窟、日惹的婆罗浮屠等处所发现的各类雕塑上,纺织与冠服的痕迹无处不见。中世纪欧洲列强东来前,中外海上交通文献里,也有一些相关记载,叙述古代东南亚各民族服饰及纺织技术。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各地、各民族流传至今的纺织技艺,更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纺织技艺犹如活化石般,叙述东南亚各民族的文明进程。

比郑和早千年的南宣使节

早在三国时代时,中国便与东南亚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来往。孙吴时,大将军吕岱(161-256)曾派遣康泰及朱应两位官员“南宣国化”,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赤乌六年(243),两人南来历经数十国(或地区),并且各立传记。例如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扶南传》等著作。

可惜这几部关于东南亚的珍贵古史文献,并没有完整地流传至今,只能从其他文献中辑录残存部分。其中康泰对于东南亚的扶南(越南南部、柬埔寨及泰国大部分地区)、诸薄(爪哇地区)等国百姓的衣着冠带做了珍贵记录。康泰记述扶南国百姓原来赤裸,不着衣物,因其劝说后,国王才命令百姓“男子着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诸薄则“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华与花通,华布即花布。

较后的六朝《梁书》载林邑国(越南中部)土产吉贝树(木棉树)。其花犹如鹅毛,可用作纺织,并染为五色斑布。此外马来半岛北部尚有一重要古国称“狼牙修”,同书记载“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吉贝为干缦”(以木棉织布)。可见其服饰也与中印半岛扶南等国相类。康泰与朱应到访东南亚的时间,比郑和足足早了1000多年。

古印度化的影响

20世纪中叶,新加坡的一户侨生大家庭衣着服饰。

古代东南亚与印度交通时,深受其宗教与文化影响。东南亚文明史上,经历过一个重要的印度化时期。无论是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及爪哇岛各地,皆不同程度受印度文明的洗礼。印度最早与东南亚贸易主要是寻求黄金,然而随着贸易而来的,是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传播,尤其是佛教文化。至于物质文明,东南亚各族的穿着与服饰亦深受其影响。

前述文献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东南亚民族服饰名称——“干缦”。唐代时,前往印度取经的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将“干缦”译称为“敢曼”,并曰:南海中有十余国,及狮子州,并着二敢缦矣。既无腰带,亦不裁缝,直是阔布二寻(寻:即伸开两臂的长度,合古代八尺。),绕腰下抹。意思是包括“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内的“南海”诸国(东南亚各国),百姓穿着皆以“干缦”二件为服饰。“缦”字原指素色的布帛,实际上无论是“干缦”或“敢曼”二字,很可能是结合印度梵文Kemben而成的。今天爪哇妇女的服饰中尚存Kemben一词。

周达观笔下的吴哥冠服

中世纪时,中南半岛最耀眼的一个古国是“真腊”,即众所周知的吴哥王朝。这个建立于公元9世纪的古帝国,辉煌时领土几乎涵盖今天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强盛的国家。15世纪因受泰族入侵,才逐渐没落。元朝使节周达观曾于1296年到访过真腊,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书中对当时吴哥王朝的风土民情做了细致的记述。

周达观是温州人,浙江杭州纺织业发达,素有“丝绸之府”的美称。或许因此他对纺织与衣冠较为好奇,对真腊王族及百姓的衣冠,特立题目作如斯记载:自国主以下,男女只以布围腰,出入则加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主所打之布,有值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今泰国)及占城(越南中部,前身即林邑国)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精巧而细样。至于其纺织技术则曰:土人皆不事蚕桑,妇人亦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近年暹人却以蚕桑为业……暹人却以自织皂绫衣着,暹妇却能缝补。土人打布破损,皆倩其补之。文献还带出,精于纺织与缝纫的原来包括暹罗妇女。周达观对吴哥王朝的认识,比法国人发现吴哥窟早了500年。

爪哇峇迪布的前世今生

莱佛士《爪哇史》插图:身着峇迪纱笼的女舞者。

论及东南亚各地的纺织历史,著名的爪哇蜡染印花布,堪称是马来群岛纺织文化的佼佼者。爪哇蜡染印花布即今天我们熟悉的“峇迪”布(Batik)。爪哇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中国历代文献亦不乏其记载。要追溯爪哇的纺织技术以及印花布历史,中国文献有朔源的功能。不同时期的文献,对爪哇地区的称呼亦有所不同。六朝时称“诸薄国”,唐代时称“诃陵国”,两宋时称“阇婆国”。六朝时《梁书》 里记载诸薄国“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所谓“华布”,即花布。今日爪哇尚以生产稻米及印染花布著称。梁朝距今1500年,足见爪哇地区生产花布历史之悠久。

南宋通判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里,记载阇婆国时这么说道:阇婆国,又名莆加龙,在海东南……人民剃头留短发,好以花样缦布缴身。同时期赵汝适《诸蕃志》里还记载,中国舶商曾携带一种称为“五色缬绢”(应该是一种染色的丝绸料子)的布匹到阇婆国去贸易。中国古代将印染花布称为“染缬”,蜡染则称为“蜡缬”。中国印染花布的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

至于爪哇一名,元朝时才出现。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述爪哇生产有“极细坚耐色印布”,同书还记载有一地区叫“八节那间” ,并称此地“花印布不退色”。实际上莆加龙或八节那间,即今天中爪哇北岸北加浪岸(Pekalongan)的地名音译。历史上北加浪岸是峇迪布的生产重镇,从中国文献记载可知,南宋时,北加浪岸的花布“花样缦布”已经是远近驰名了。

19世纪初,莱佛士在巨著《爪哇史》里对爪哇地区的纺织,峇迪布的生产与染色技术,有极为细腻的描绘。有趣的是,莱佛士强调纺织一件纱笼布料,需费三绞半(绞,英语称hank,是丈量纱线的单位)的粗纱。布料如单纯染色的话,其价格不超过四西班牙银元,要是峇迪印染的话,就至少要六西班牙元了。说明峇迪布在19世纪初是一种极为奢华的布料。

朝夕不同的纱笼印花图案

富有华人元素的峇迪布。

峇迪布料可以被缝制成不同的衣物。马来群岛男女的衣着亦有所不同,除了我们熟知的围裙“纱笼”(Sarong)外,尚有一些其他的服饰,例如胸巾(Kemben)、头巾(Kepala)等,皆是马来族群日常最基本的衣物。在榴梿丰收的季节里,马来半岛早年有句俗语曰:durian jatuh, sarong jatuh(榴梿落,纱笼脱),意思是说,榴梿季节来临时,人们为了满足吃榴梿的食欲,不惜将身上的纱笼先拿去卖钱,然后换榴梿来享用。华人移民东南亚,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语言及服饰逐渐在地化。19世纪以来,海峡华人身着纱笼的画面司空见惯。

华人移民爪哇甚早,投入纺织业的历史或与移民同步。我们从18世纪的爪哇华人文献《公案薄》中,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记述。当时华人把印制峇迪布称为“印猫泽”。《爪哇史》中还记载,当时所见爪哇蜡染布的花式种类多达100多种。且峇迪布的制作过程,普通图案的印染一般需费时十天左右,如果是复杂而又精美的花样,加上多重色彩,则需要半个月以上的制作工序。值得一提的是,马来群岛妇女喜爱穿着的“纱笼”,曾流行一种称为“pagi sore”的花式(即马来语“朝夕”或“早午”之意)。实际上是,在同一块布料上,印染两组颜色及样式不同的图案,以便在穿着时可以早午以不同的花样图案展示于人。

新加坡衣着布料贸易记载

那新加坡呢?元代《岛夷志略》对于龙牙门(古新加坡)的居民穿着与服饰这么记载: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所谓短布衫,应该是指上半身的衣服,系青布捎的“捎”字,是围缦之意。另外,汪大渊也记录在新加坡的贸易商品种类还包括 “青缎” 与 “花布” 。

《岛夷志略》对各地布料贸易记的载,让我们对古新加坡的衣着服饰样子,有遐想的空间。文献中字里行间的“花布”,应该是指印染花布,而且这些印染花布被泛称或简称为“花布”“花印布”“小印花布”“土印花布”“色印布”等不同名词(这与同书内记述中国青花瓷器时,称其为“青白花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书在记录爪哇生产的布料时,更以“阇婆布”及“八节那间布”来强调其特殊的地域性。可惜纺织品不像瓷器,东南亚考古发掘出土布料的可能性微乎极微。然而,南宋时的“花样缦布”及元代时的“印花布”之语,让我们知道,爪哇地区的印染花布(峇迪布)自12世纪以来,已经是海上贸易颇为重要的商品。

新加坡开埠初期马来群岛土布转口贸易

本地娘惹服饰。

西方列强东来后,自然非常留意东南亚各地民族的穿着文化及纺织技术,并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新加坡开埠后,以其自由港的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区域贸易中心。港面除了满是欧洲横帆及中国帆船,东印度群岛各地的小船,更是纷纷运来当地的土产,于此进行贸易,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纺织品。据1830年的《新加坡纪事报》披露,当年新加坡的纺织商品进口量巨大,进口地包括英国、印度、中国及东南亚各地。进口总值达100多万西班牙银元,贸易额仅次于各种土产、粮食及鸦片等商品。

以武吉士商舶为例,大量的武吉士商舶聚集于梧槽河口,他们带来“武吉士纱笼”(Bugis Sarong)在此出售。武吉士人原居于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Celebes),后来散居于爪哇、廖内及马来半岛各地。其妇女善于纺织方格或条纹的布料,且质地优良。作为日常衣料,武吉士纱笼受马来群岛各地市场欢迎。最先与马来群岛商船进行贸易的是华商,这些华商实际上是英国或欧洲洋行的中介商,他们收购各地土产后,再转手于洋行,然后洋行再转出口。

1876年末的西报曾刊登一封武吉士商人的信函,文字中透露当时有几千艘武吉士小船,运载大量的纱笼前来贸易,价格因此下跌。脱售纱笼后,武吉士人回航前还补充购买一些纺织线料,以供应当地的作坊。问题是武吉士人与华商,或其他商人在贸易过程中常有些纠纷,甚至受欺骗。因此希望海峡政府能保护武吉士商人的权益,要不然武吉士商舶将转向荷属其他商港去贸易。这间接透露了武吉士纱笼曾是本地极受欢迎的商品。

英工业革命及纺织品输出

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从中国及印度获取生丝和棉花,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料。工业革命的成功,对远东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机械化使到生产过量,刺激了英国对外寻求殖民地并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的渴望。我们从19世纪英国(包括其殖民地印度)在新加坡的纺织品转口贸易额度,就能感受到无论是价格或生产力,以手工制作的纺织品无法与机械生产竞争。

不同文明与文化的碰撞,总是能绽放异彩。列强东来后,欧洲服饰也影响东南亚各地人民的穿着习惯。然而不单是东南亚,就连中华大地的冠服也随大门的敞开,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只是因为鸦片贸易问题,英国渴望广州以北的港口对其开放通商,实际上也是对纺织品贸易市场的需求。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跳板,新加坡承载着东西方纺织文明与贸易的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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