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木薯饭的日子 ——追忆日治时期

大士村民筹组“裕盟社”拜祭在日治时死难的同胞,图为裕盟社二周年纪念全体社员合影。(《文礼事实:四十年的蜕变》 纪念刊照片)
大士村民筹组“裕盟社”拜祭在日治时死难的同胞,图为裕盟社二周年纪念全体社员合影。(《文礼事实:四十年的蜕变》 纪念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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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日军占领新加坡,当时物资非常缺乏,白米更是难求,多数人以木薯当主食,所以“吃木薯饭”便成为日本统治的代名词……

近日重看几年前写的回忆录,读到昭南时代那篇,屈指一算,已是80个年头了。

1942年2月8日,日军由西北部登陆,随后全面攻入新加坡。第二天(2月9日)我们在裕廊路17英里的全村,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十个石车间”(现武吉巴督组屋区)。

同学被炮片炸伤

当年我四岁,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记得很清楚的是,村民惊慌失措,扶老携幼,匆忙地离开各自的家园。老妈说,老爸当时不知所措,幸好我们的亲戚很快地替我们在武吉巴督租了个房间,让我们有个避难的小窝。

在武吉巴督避难期间,最恐怖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不时传来极其恐怖的爆炸声。长辈告诉我,那是日军发射的迫击炮。后来,我上小学看到有个同学一只脚弯曲不成形,才知道他在逃难期间,不幸被迫击炮的碎片炸伤。

另一件难忘的是一场恐怖的大火。某日晚餐过后,不远处的天空突然出现一片熊熊烈火,浓烟滚滚,火势异常凶猛,仿佛天空就快要坍塌下来。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长大后阅读历史,才知道那是1942年2月13日的“黑色星期五”,日军飞机疯狂轰炸毛广岛石油储存库和海港局的货仓所引起的燎原大火。

我们在武吉巴督避难至2月18日才回返家园,当时大家都知道,英军已经在2月15日向日军投降,再躲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这群“难民”在烈日当空、饥渴交迫下,心中惶惶恐恐沿着裕廊路10英里步行回裕廊路17英里的家。一路上虽没见遍地横尸,但见家园成废墟,建筑物、公路等遭到严重破坏,尽是一片凄凉景象 。

向旗帜和照片鞠躬

英军投降后,日军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意即“南方之光”,同时也将新加坡的时间拨快一个半小时,配合东京时间。

3年8个月的日治时期,在我幼稚的心灵其实没什么不寻常。村民还是一样照常生活,只是天空偶尔有飞机飞过;村里的孩童会举起双手,兴奋地模仿飞机飞行的模样,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我记得有时候还会响起一阵阵的警报声,这警报声与现在民防演习所播放的警报没太大的差别。

有一天早上,老爸带我去露天菜市场,我看到市场中间建了个瞭望台,上面挂了一面旗和一幅照片(应是日本国旗和日皇的照片吧),瞭望台两旁各站立着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凶狠地盯着每个走过的行人。只见人人来到台前,都乖乖地止步,立正向那旗和照片鞠躬。我正要快步走过看台时,老爸一把抓住我,要我立正行礼。过后,他告诉我假如没立正行礼走过看台,那些日本兵将把你痛打一顿。

日治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物价高涨,尤其是白米,更是难求。当时,大多数人民都以木薯当主食,所以“吃木薯饭”便成为日本统治的代名词。

日军施行严格的物资管制,到处设置管制中心并施行粮食配给制度,每家农户都必须将农产品,以及家禽家畜一并送到管制中心,换取生活必需品如茶米油盐等。穿便装的日本兵也时常来老爸的菜园检查,将所有的农作物、家禽家畜一一记录在案。

日军送香烟

某日,有两营日军忽然驻扎在我家门前,这真叫爸妈吓到魂飞魄散。众所皆知,日本皇军入侵新加坡时,有许多良家妇女曾遭他们奸污。我家有姐妹数人,“豺狼”就近在咫尺,怎不令他们担心呢?爸妈立刻叫她们动身到亲友家暂避。

日军看中我家门前的两口水井,将这两口井挖深并安装两具用手操作的水泵来打水,以提供两营士兵对食水的需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抽水机。

我家这两口井是活泉水,水清味甘,水源充裕。老妈曾告诉我们,大旱天时,远自两英里外的咖啡店主也来取水。现在我们的水井竟被日军霸占了,令他们好担忧。意外的是,当我们去提水时,日军却非常友善地用他们的抽水机给我们抽水。

有一天,我好奇地在井边看日军打水,我家的一群白鸭也跟着走过来了。一个日本兵正在悠闲地抽烟,看到那些白白胖胖的鸭子,将口中的香烟塞进一只鸭子的口中。他的这个突来的举动,令我不禁哈哈大笑。他突然冲向我来,令我大吃一惊,以为我要被挨打了,不料他从口袋掏出一根香烟,点燃了它,笑嘻嘻地要我抽烟。此后,我每次和他们见面时,他们总会送我一根香烟。这样过了好一段日子,我几乎染上烟瘾。

遭杀害村民葬成都园

1951年落成的裕廊华侨殉难公墓。(档案照片)

英军投降后,日本侵略军立刻展开大肃清行动,以消灭反日、抗日和曾捐款筹款拯救中国的华人、忠于英政府的官员等,我们的村庄也无法幸免,有许多村民惨遭杀害。

和平以后,本村与大士村居民发现,许多惨遭日军杀害的村民埋葬于裕廊路16英里的成都园(现在武装部队训练学院)。1946年,大士村民筹组“裕盟社”互助会后,每年在固定的日子,前往拜祭冤死的同胞,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上世纪60年代,成都园被征用以建设军营,这些受害同胞的遗骸被迁到日治时期蒙难人民纪念碑公园,“裕盟社”也迁到文礼,至今依然是活跃的民间团体。

印度兵来了又撤

短暂的昭南时代在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后结束,我家门前驻扎的那两营日军忽然“兵去营空”。

日本兵前脚刚走,紧跟着本村便来了一队印度兵(应是属于英联军的印度部队),村民都称他们为“孟加拉兵”。这批部队在我家附近的橡胶园设置一个露天大猪寮,存放整千头猪,老爸和他的几个朋友受委照顾这些猪。有些贪婪的村民不时来偷这些猪,偷猪贼被捕被打时有所闻。这些偷猪贼,还有一套杀猪的绝招,为避免被士兵们发觉,他们将猪只浸入池塘 ,活生生把它们淹死。

有一天,这支印度兵突然撤退,但并没带走那些猪只及其他财物。不知是谁走漏了他们撤退的消息,午后只见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涌到养猪场,你推我挤,使尽浑身之力,拼命地抓拿猪只。

我看到人和猪一齐在泥浆里打滚拉扯,混成一团,人猪难分。当时只觉得非常滑稽,怎么每个人都像疯了一般?随着这一场闹剧,记忆中的昭南时代正式画上句点,当年落荒而逃的英国人,又大摇大摆地回来接管新加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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