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有“烧冷灶，拜冷庙”，落难英雄值得交之说，我与周先生的因缘庶几相似。
认识周而复先生纯属偶然。
1986年10月，我到宁波参加纪念现代作家王任叔（巴人）诞辰85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王任叔先生“平反”后在其家乡举行的首次纪念会，与会者还到大堰村新修的王任叔墓前致哀凭吊。记得许杰、楼适夷、黄源等文坛前辈都到会缅怀这位以小说和杂文著称的友人，他们都属于浙东作家群。许杰先生专门撰写了长文《怀念·回忆与崇仰——为纪念王任叔诞生八十五周年而作》，楼适夷还是黄源先生，已记不真切了，在王任叔墓前嚎啕大哭，当时的情景十分感人。
我那时外出开会并不多，对王任叔又没有多少研究，只编过《王任叔在新加坡报刊作品目录（初稿）》（刊《新文学史料》总第32期），这是我查找郁达夫在新加坡发表作品时的副产品。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王任叔哲嗣王克平兄的热情邀请，才得以成行。许、楼、黄等几位前辈，都已很熟悉，也经常请益，但我意外地发现，到会的文坛前辈中竟还有一位周而复先生，虽然他的年纪比许、楼、黄等都小。
我当时（现在也是）很少涉猎当代文学，周而复的大名还是如雷贯耳的。这首先是因为他写了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我初中时曾读得津津有味。在那个“革”文化“命”的年代里，这部“十七年”文学史上难得的描写大都市生活的长篇横遭批判，是可想而知的。上海有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桑伟川，为此撰写反驳文章仗义执言，不仅也横遭批判，甚至还锒铛入狱。我当时已是高一学生，对这件荒唐事自然记忆深刻。其次更因为是年2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先生“出事”了，详情当然不得而知，传说却很多很多。而他半年多后竟能现身王任叔纪念会（他确实是王任叔的友人，已在《新文学史料》总第27期发表了《梦的追求——忆任叔》），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也不确切，变化还是有的。参加这样的纪念和学术研讨会，以周先生以前的副部长地位，虽然不一定会在与会者全体合影时稳坐C位，受人（包括媒体人员）关注肯定是免不了的。然而记忆中，他在会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老朋友还是打招呼，还是合影留念，但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总有点不大对劲。于是好奇心驱使，当即决定晚上去拜访周先生，当一回不速之客。
晚餐后不久，我就叩响了周先生的房门。应声开门的果然是周先生本人，果然没有其他人找他。他对我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到访似乎有点意外。我马上自报家门，尤其提到他是我的前辈学长，因为他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而光华大学正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于是一老一少，各自落座闲谈起来。我自然不会贸然询问那件事，《上海的早晨》就成了主要话题，他明确表示了对桑伟川的赞赏和感谢。其他再谈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告辞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我问他今后能否去信，答曰：“可以。”又补上一句，可能还有事要我帮忙。我又问去信地址如何写？又答曰“北京文化部周而复收”九个字即可。口气真大啊，这个回答再次使我感到有点意外了，其实他后来给我的信中也是这样写的。
其中的两次通信
保存下来的周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写于1987年2月5日，照录如下：
子善同志：
在京匆匆晤叙，未暇深谈，至以为憾。在舍所拍照片，因底片不好，未能洗出，再次“遗憾”。待诸他日晤叙时再次留影。随函寄去照片二张，聊以存念。近阅二月三日《文汇报》学林副刊介绍，上海人民出版社由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极愿一读，可否请代购一本挂号寄文化部我收，书款若干，当汇奉。你从事近代作家研究，未过问文艺界奇谈怪论，亦未介入，甚好。望继续研究所选专题，必有成就。匆此，并颂
近好！
而复 一九八七、二、五日
从周先生此信可知，1986年10月首次见面后到写此信之前，我有北京之行，期间第二次拜访周先生，并合影留念。可惜照片拍坏了，以后也没有机会再拍。为了弥补，周先生寄我两张他自己的照片，“聊以存念”。“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经常赠送友人、学生自己的照片，照片或正面或反面，也多有题字或说明，周先生应该继承了这个传统。
在此信中，周先生又托我代购《汪伪十汉奸》（黄美真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初版），可见他当时仍在尽力搜集关于汪伪的资料，以供他创作反映抗日战争长篇小说的参考。信的最后，他还对我这个后学提出期望：“你从事近代作家研究，未过问文艺界奇谈怪论，亦未介入，甚好。望继续研究所选专题，必有成就。”似是话中有话，有所指，又不落痕迹，从中或可看出老少两代彼此之间的心照不宣。
保存下来的周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信是紧接着第一封信的，写于1987年2月22日，也照录如下：
子善同志：
寄来《汪伪十汉奸》一书，已收到，特致谢意。附去邮票代书款，望查收。
昨读《中华英烈》今年第一期，刊有你介绍郁达夫诗。今日（廿二日）《人民日报·每周文摘》又刊其佚诗三首，想已见及。仆甚爱读郁诗，现代作家中，郁诗成就甚高。你是否从事研究与收集郁氏著作？
匆复并颂
文祺！
而复 一九八七、二、廿二
周先生在此信中提到我发表于《中华英烈》1987年第1期的《湮没不彰的史实：郁达夫与共产党人》一文，此文较早也较全面地梳理了郁达夫帮助共产党人尤其是共产党员作家的种种史实，后来收入1988年1月华夏出版社初版的《燃尽的红烛》。因此，信中所说的“介绍郁达夫诗”或为“介绍郁达夫文”之误。此信末尾，周先生明确表示爱读郁达夫的诗，认为现代作家中，郁达夫的旧诗成就甚高，这当然是不刊之论。不过，周先生对我研究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郁达夫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一定很快又去信报告，并借机斗胆索字，请他写一首郁达夫所作赠鲁迅的七绝。
索字赠书
周先生不仅以文学创作出名，书法也很有名，曾得郭沫若、茅盾等赞赏。他一度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尽管他并不是专门的书家。他写信给我，从信到信封，都写毛笔字；他送我的照片上的说明，也是毛笔字，他对毛笔字是真的喜爱。
周先生很快满足了我的请求。他老人家欣然命笔，手书的行书直幅内容为：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郁达夫 赠鲁迅先生
子善同志 雅属
周而复
丁卯春月书于远望楼
字幅引首钤阳文“无畏”闲章，落款则钤阳文“江东周氏”和阴文“而复”两印，可谓郑重其事。
记忆中与周先生的通信远不止这两封，可一时难以检出了。他为写作新的长篇，多次要我为他查找当年报刊上的相关资料，找到就复印或拍照寄给他。这部长篇是他的力作，应视为他的代表作，总题《长城万里图》，共六部，约300多万字，即第一部《南京的陷落》、第二部《长江还在奔腾》、第三部《逆流与暗流》、第四部《太平洋的拂晓》、第五部《黎明前的夜色》和第六部《雾重庆》，被誉为“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抗日战争的全景式作品”，笔力遒劲，气势恢宏。其中第一部《南京的陷落》1987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刚出不久，周先生就寄赠我一部，他在前环衬上的题字仍是毛笔字：
子善同志 正之
而复 一九八七、九、一 北京
周先生赠我的书，当然不止这一本。他与我首次见面回京后不久，就寄赠我新著《文学的探索》（1984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书中首篇文章就是《“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他在此书扉页题字：
子善同志
而复 一九八六、十二、十七 北京
也是漂亮的毛笔字，而且所钤名印好大。
周先生题签的书，我后来还藏有一部他的《北望楼杂文》，上海文化工作社1949年10月初版，列为“工作文丛”第一辑第六种，书的扉页右上角有“敬赠 夏衍先生”六个毛笔字，仍是毛笔字，名家赠名家，可惜已经没有机会让他老人家再题写几句话了。
几年交往寄存于美好记忆
与周而复先生的交往大概就是以上这些了，前后不过几年工夫而已。周先生2004年1月逝世前，他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殁后也极尽哀荣。而作为一位20世纪30年代就已登上文坛的现当代作家，周先生是以《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长城万里图》三部长篇小说和他的长篇文学回忆录《往事回首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文学史家若还未给予应有的评价，那就是文学史家的问题了。
前人有“烧冷灶，拜冷庙”，落难英雄值得交之说，我与周先生的因缘庶几相似。一位地位颇为显赫的作家突然发生变故，素不相识的一位年轻人出现了，与他来往，向他请教，帮他做点事，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吧，而当他境遇好转，除了继续坚持写作，各种事务又十分繁忙了，年轻人也就不再打扰，让这段往来寄存于双方的美好记忆中，这不是很好吗？
（中国作家，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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