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后土话“拿督” 龟屿拿督公庙与马来半岛“拿督公”崇祀溯源

新发现的龟屿“百姓爷公”香炉。(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提供)
新发现的龟屿“百姓爷公”香炉。(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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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亲善,拿督公作为化外之神,虽非“正祀”,移民因其神格与后土相似而崇祀。

坏消息传来!龟屿拿督公庙于4月17日遭受祝融之灾。新闻见报后,内心颇觉感触,原因是在疫情暴发前,曾充当向导与韩国友人前往游览。更吸引我的是岛上的福山宫大伯公庙与拿督公庙,两处与新加坡早年移民和检疫历史有连结的古迹。和龟屿咫尺之距的圣约翰岛上,曾建有检疫站,对移民进行检疫、隔离。然而英殖民地政府最初在这两座小岛,先营建的是讯号站,导航往来海峡的船只,后来才是我们熟知的检疫及其他用途。

对于这两座与移民史有密切关系的岛屿,以及这两处古迹,我一直对其历史好奇。疫情前的龟屿之旅,居然有个意外收获,在拿督公庙内发现一座带有铭刻的清代石香炉。解读香炉上的铭文后,正想重回岛上再作田野,以期对解读有所领悟时,疫情肆虐与封城,使我不得不将此事暂时按下,未想圣祠竟遭此难。

莱佛士先停泊龟屿海面

龟屿拿督公庙火灾前原貌。

龟屿(原名Pulo Tambakul,今称Kusu Island)原先只是一座礁石,通过新加坡海峡,必定会经过其周围的海域。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在对华贸易上摆脱荷兰人的牵绊,遂命莱佛士到马六甲海峡,寻求一个更为理想的商站。与天猛公订约后,莱佛士启程离开新加坡回返槟榔屿,途中写给东印度公司总督秘书一封信,报告他已经开埠新加坡,并且委任法夸尔上校为驻扎官。另外,他观察到往来于新加坡海峡及中国的船只,都必须通过圣约翰岛(St John Island)附近约半英里的水域。

莱佛士指示法夸尔先在龟屿(当时称作Peak Island)设立一个讯号站,让往来的船只可以落锭停泊,补充食水。18世纪以来,英国与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非常激烈,荷兰因为据有爪哇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并以此为大本营对马来群岛进行物资掠夺、殖民与贸易。同样的,英国也希望在马六甲海峡能取得一优良中转站,我们可以从莱佛士最初选择新加坡知道其远见。龟屿的历史与新加坡开埠史分不开。

拿督公庙内的碑刻

1921年的中文碑石。

早年圣约翰岛和龟屿常被混淆。以致后来有一段时间,人们将“新客” (战前的新移民)被送往圣约翰岛检疫站隔离时,形容为“禁龟屿”,原因是两岛咫尺相对。至于岛上熟悉的大伯公庙及拿督公庙,究竟创于何年,尚无定论。

火灾前的拿督公庙内,供奉三座圣墓。分别是“拿督”阿杜拉曼(Syed Abdul Rahman)和他的母亲加利卜(Naik Raip)与姐姐法蒂玛(Siti Fatimah)。据1970年《海峡时报年刊》(Strait Times Annual)Goh Tuck Chiang的一篇特写记述,信徒祭祀“拿督”阿杜拉曼以求健康,祭祀其母祈求得子,祭祀其姐求姻缘。并根据田野所得,推测拿督公庙或创建于1889年。

实际上龟屿拿督公庙创建的确切年代早已模糊不清,古迹遭受火患后,考证将更加困难。1893年3月7日的《叻报》,在龟屿进香期时有过一段报道:

附近棋樟山之龟屿有吉灵神焉。神之迹则颇费详稽,惟其灵验异常,凡往祈求,莫不如向斯应。每岁开香两次,一为正月十五日,一为九月十五日。每届香期,本坡男妇老幼,往回朝圣者络绎不绝,香火极一时之盛,亦南天罕见之灵神也。

文中所谓的“吉灵神”,应该是今天的“拿督公”。

火灾前,庙内三根柱子上各镶有一方1921年款的碑石,分别以中文、英文及爪夷文(Jawi)铭刻纪事。中文碑曰:

龟屿老仙女有上身到何明发先生处,门牌140号(作苏州码写法)。蓝豆巷,大英一千久百一七(作苏州码)。以上列位喜助捐起新庙,郑元吉先生、王水斗先生、陈生宗先生、甘炳发先生、陈水房先生、阳花兴先生、郑金娘。以及列为先生。中华民国十年(1921)九月立。

1921年的英文碑石。

纪事铭文透露了一些历史:

一、在1917年时,居住于本岛“蓝豆巷”的何明发(据英文铭刻,何明发是侨生“峇峇”),被龟屿的“老仙女”选为降乩(被神明附身)的对象。

二、至少有七名信徒在这一年捐钱,于此建筑新庙。首位捐献者王水斗,其名字亦出现在1927年龟屿大伯公庙(福山宫)重修的铭刻上,包括先在1925年喜敬一座精美的石质香炉(香炉上刻有龟屿大伯公庙,乙丑年,王水斗敬),此次福山宫重修他捐献250元,捐额名列首位。王水斗祖籍福建东山县,经营黄梨业,历任中华总商会福帮会董。并曾捐赠3000元予后港斗母宫的创建。

三、铭刻上的“蓝豆巷”的确切地点,根据另一碑石上的英译铭文,注明为Rangoon Road,即今天的仰光路。而“蓝豆巷”的“蓝豆”,似乎是“拿督”的同音异写。究竟仰光路为何还俗称为“蓝豆巷”?则需要进一步了解。

新发现的光绪十年香炉

龟屿拿督公符咒。

就在前年与友人参观拿督公庙时,发现一座石质斗形香炉上,镌刻几行铭文:

龟屿,百姓爷公,光绪拾年(1884)九月立,怡成号郭氏送。

石香炉被漆上一层厚厚的黄色乳胶漆,字体不易辨认。香炉上的铭文对岛上拿督公庙的历史溯源,不但有所帮助,也为华人祭祀“拿督公”的概念,提供珍贵的史料。首先是香炉上的“龟屿”二字,这应该是目前所见铭刻文献上,最早出现的龟屿中文地名。虽然知道龟(Ku)屿(su)是源自闽南语(“屿”字闽南音作“诗”)。但究竟始于何时?且马来地名,无乌龟之义。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百姓爷公”这个名称。原来百多年前的华人信徒,将庙里奉祀的神祇称为“百姓爷公”。这令人想起奉祀于马六甲青云亭护厝内的一尊神明“大众爷”。“百姓”与“大众”二词相近。“大众爷”崇祀源自闽台地区对无主孤魂或枯骨的祭祀。早年闽地动荡不安,常有兵灾、械斗或瘟疫等突发事件。对死于非命及客死异乡的幽魂,人们通常设一小祠庙或祭坛来祭祀与抚慰,有些“大众爷”则陪祀于地藏王庙内。另外,台湾还有“义民爷”“有应公”“万善爷”等不同称法的崇祀,祭祀功能相似。此光绪十年香炉上所镌刻的“百姓爷公”,同样是上述一类的无主孤魂。至于华人何时开始借用原乡崇祀的“百姓爷公”之名,代称本土的马来圣墓(Dato Keramat),暂无法理清。无论如何,此乃研究龟屿早年历史的珍贵铭刻文献。

拿督尊称溯源

既然“拿督”一名原自马来世界,那先从现存马来文献着手。翻阅马来宫廷经典文献《马来纪年》,就能看到以“拿督”尊称的记载。“拿督”(罗马拼音Dato、Datok、Datoh、Datuk皆同)也译写为“那督”“哪督”等。此名称在马六甲王朝时代原是置于官阶名称前的尊号。同时代重要的官阶包括首相称为“本达哈拉” (Bendahara)、财政大臣“天猛公” (Temenggong)、水师提督“拉沙马纳”(Laksamana或Laxmanna)。据早年英国的马来亚史学家温士德(Winstedt)之看法,马六甲王朝的朝廷典制,是第三任君主确认下来的,且可能是源于古印度化帝国室利佛逝。

《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拉王朝(Singhapura)时,有以“敦”(Tun) 这个尊号冠于王室成员名字之前的。今天“敦”与“拿督”之尊号,依然被马来西亚苏丹用来赐封包括华人在内的有功人士。其中以“敦”更为尊贵,如马来西亚已故前财政部长及华社领袖敦陈祯禄曾先后被赐予“拿督”和“敦”的尊号。

华人拿督的最早记载

“拿督”一词最早或见于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书中记载“大泥,吉兰丹”(今北大年与吉兰丹)时曰:

初漳州人张某为“哪督”(督字原文从口),“哪督”者,大酋之号也。

可见“拿督”是相当于地方头人或土酋的一个官职。书中记述,明代时北大年于吉兰丹的华人移民(称为流寓者)甚多。因此当地统治者会在华人群体中,设官职来自我管理。这类似于后来荷兰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区,施行的“甲必丹”制度。无独有偶,吉兰丹一些华人神主牌文献上,还能见到“拿督”的封号,只不过是异写为“哪督”二字。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马来西亚大学的德国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吉兰丹抄录中文铭刻资料时,发现一些神主牌文献,内牌墨书亦见“哪督”封号。其中一位名为黄志德(卒于1880年)的漳州人除了被封为“甲必丹”之外,还被赐予“哪督”封号。有意思的是,其夫人陈氏(卒于1885年)亦诰封为“哪督娘”。

可见马来半岛的统治者,赐封华人为“哪督”,委任其辅佐管理地方华人社群的做法,至少从明代中晚期,一直延续至19世纪。到了近代,拿督的尊号已经转化为苏丹每年华诞时,授予有功人士的勋衔。实际上今天的拿督勋衔,较为类似于清末时捐官所授予的虚衔。然在马来半岛,我们却能在中文文献上,见到华人受当地统治者赐予“哪督”一职,来管理当地的华人社群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明代晚期。

汉化的“公”与巫化的“大”

融入与在地化是南洋华人移民社会的历史进程。“拿督公”的“公”字,与“大伯公”的“大”字,即是在尊称对象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汉化与马来化(或称本土化)现象。

由于是尊号,拿督一词同时被马来民族转换为称呼神明或敬畏的灵异。马来民族原本就有称为Keramat的圣墓或圣迹崇祀,Keramat源自阿拉伯文,乃圣神之意,马来世界在伊斯兰化以后借用此语,有时也称为Dato Keramat,转换具体从何时开始暂无法理清。我们可以在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刊于1849年)里看到这个用法。阿都拉随友人前往甘蜜园观看华人私会党的入会仪式时,将华人祭祀之神明与神坛称为“拿督”。

有意思的是,华人将马来民族的Dato Keramat汉化,在“拿督”(Dato)后加一“公”字以尊称。然后再继续转换为同音同义,写法不同的“蓝陀公”“哪督公”等,不一而足。早年华人移民崇祀的土地神,在华南原乡被尊称为伯公、福神。然后华人的伯公、福神倒过来被马来人尊称为“拿督伯公”(Dato Pekong),这个名词还被收录在早年的马来词典里。华人称呼“大伯公”的“大”字,应该是把Dato简化为to音。早年在德光岛上还有座“缎伯公”庙,也是属于圣迹或英灵崇祀。说明“伯公”前的“大”或“缎”,同是汉化的本土马来语尊称。

马来半岛的拿督公崇祀

除了新加坡的龟屿,早年的拿督公祠庙亦见于马来半岛各地。例如马六甲州亚罗牙也(Alor Gajah)县的马接(Machap)地方,有座“拿督马接”(Datuk Machap)圣祠,华人称为“马接亭”。亭内一方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中文碑石《哪啅见造亭宇碑记》,记载圣祠历史已有200多年。后由马六甲青云亭主陈温源倡议修建亭宇,并捐金50元。部分的新加坡华人还参与捐献。马六甲与新加坡的华人峇峇社群,本就是一家。因此甲、新两地的华人互动极为频密。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州加腊士河(Sungai Galas),历史上盛产金砂,华人甚早移民于此,并从事淘金谋生。内陆的话望生县(Gua Musang)布莱村(俗称金山)有座著名的观音庙水月宫,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曾作深度田野调查,并著有《金山作客》一书。她考察后发现,水月宫周围有三处“拿督公”祭坛,其神格与祭祀功能相当于华人的土地神。土地神又有华、夷之别。每年的观音诞庆典,一并祭祀庆贺。此处拿督公祭坛的形态亦完全华化。唯金山拿督公的临时神位,只能安置在水月宫外,说明其神格与管理之“境”有一定的区分。“拿督公”崇祀不单流行于马来半岛及新加坡,亦存在于印度尼西亚一些地区的华人社群中。

拿督公信仰汉化与功能转换

相信中年以上的人,以前在路边的大树下偶见设有小祭坛或神龛。树干上缠绕黄颜色的丝绸,横联绣有“拿督公”字样,祭品用槟榔、甘文烟、咖啡及白蜡烛。这即南洋地区常见的拿督公崇祀方式。虽然拿督公的“公”字,带有人格化的意思,但过去华人崇祀的拿督公祭坛,据梅井(曾松华)编著的《马来人风俗》中《没有固定形象的拿督公》记述,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时,尚无人格化形象的拿督公神像出现。前述1921年碑文透露的“老仙女上身”的事迹,说明了拿督公信仰早已经结合道教中的扶乩动作,呈现华人民俗信仰色彩。

如今新马华人社会,拿督公已进一步人格化,并且衍生出头戴“宋谷”,身着“纱笼”的老者形象。祭祀神龛则常见对联曰:

拿管地方兴旺,

督理财源广进。

可见拿督信仰已经深度汉化。更重要的是,拿督公的祭祀功能也从马来圣墓、山野的土地神、孤灵,转化为求取横财的神明。

拿督崇祀令人想起封建王朝对于民间信仰的“正祀”与“淫祀”的宗教规范。中国历朝历代对祭祀有严格规定,除了国家规定准许祭祀的神明,和祭拜祖先之外,祭祀未被列入祀典的神鬼,称为“淫祀”。这主要是为了杜绝地方为了敛财、骗色,利用祭祀作为工具来颠覆朝政。《礼记》曰: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清代诠释《礼记》的孙希旦对此解释:

淫祀本以求福,不知淫昏之鬼不能福人,而非礼之祭,明神不歆也。

古代帝王主要是以“赐额”“封号”的方式(如妈祖、关帝等),让百姓知道,哪位是享祀的正统神明,何者严禁祭祀。华夷亲善,拿督公作为化外之神,虽非“正祀”,移民因其神格与后土相似而崇祀。然从现代多元社会发展历史而言,龟屿“拿督公”崇祀及其古迹,是值得我们仔细记录和探讨的。

(本文参考学界众论述成果,并感谢马来西亚学者廖筱纹博士提供相关图片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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