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三句话不离本行。不是吗？石瓦匠喜欢讲自己盖的房子又要庆贺拆迁了，理发匠喜欢说他又修理了一颗聪明绝顶的脑袋，教书匠免不了谈论“双减”后如何“减员增效”，翻译匠呢，动不动就谈翻译多么重要和显摆自己的翻译。
也是因为日前有媒体要采访我这个翻译匠，无意间发现一个巧合：翻译村上《挪威的森林》那年，我和书中主人公渡边君正好同岁！记得吧，《挪威的森林》开头第一句：“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1952年出生的我翻译这本书时是1989年——37岁的我坐在书桌前的座位上，对照日文写下“三十七岁的我……”
这一发现让我惊诧不已。竟有如此巧合！而这又是多么关键的巧合——“三十七岁的我……”这巧合第一句，带出了首期17本中文版村上，继而27，再而37，如今已有44本之多，总发行量超过1370万册。我因此有了浮世虚名，有了工资以外的银两，有了不算很少的“流量”。而这一切始于巧合的两个“三十七岁”。
不，还有一个37岁——村上写出“三十七岁的我……”时也37岁。喏，村上在《挪威的森林》“后记”中记得一清二楚：“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村上1949年出生，1986年岂不也37岁！难怪有人说书中的渡边君即是村上君。村上本人也承认“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你看，我、渡边君、村上君，同是37岁。
不同的是作者译者写下“三十七岁的我”的处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再看我这个译者。你别说，我的处境好像还没那么低档。住的是破格提为副教授后分得的两室一厅，桌子不但有，还是新的，请木匠师傅新打的“两头沉”，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减价转椅，唱机也不是村上那种“随身听”，而是留学回来在友谊商店买的免税组合音响。播放的乐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乐，而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说实话，也曾尝试播放过《佩珀军士寂寞的心……》，然而叮叮咣咣乒乒乓乓听得我心焦意躁，心全然“寂寞”不下来。而翻译是寂寞的营生。那东西也能算音乐不成？
不过这点留待以后研讨，说回“三十七”。无须说，渡边君当年37，今年37，永远37。我呢，37、47、57、转眼67……村上君呢，37忽一下子颠倒过来：73！
我蓦然心想，假如今年73岁的村上，某日心血来潮写下“七十三岁的我……”，进而“不停笔地”写出一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什么的，稍后73岁的我还会照译不误而“升级”那段人生旅程吗？
王小波说：“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住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我倒是很想在73岁时搞37岁时的把戏……
我期待着。
（作者为中国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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