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槐花香从晚清内廷御瓷窃案到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

光绪二十一年，北京皇城内发生一件盗窃案。破案后《京报》刊载全案的来龙去脉，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叻报》也于1895年12月28日转载。晚清以降，官窑瓷器流入民间，民窑大量仿造，东南亚华商亦订烧瓷器自用。

历史学家、中国古陶瓷收藏家韩槐准在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里，记述这些散落南洋的古瓷。

文人雅士在诗文创作之余，多有喜好文玩之癖。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婿赵明诚，皆酷爱金石书画，婚后常到大相国寺，收罗文玩古籍。另外，贵为一国之君的乾隆皇帝，对各种文玩古瓷更爱不释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透露，嘉庆皇帝在乾隆去世后，将其大量珍宝文玩悉数封存于建福宫。

移居海外的华人，发家致富后，宅院亦常见摆设文玩，悬挂字画，以示其品味不凡。用于餐桌上的瓷器餐具，更是刻意定制各种精美器皿，除了取悦宾客，也突显主人家身份非凡。日后这些器皿或摆设因家道中落，再通过旧货商或古玩商之手，辗转他人。古玩买卖，可以说是门极为古老的行业。早年新加坡的古玩行，或许就是从富贵人家散出的珍玩、收藏而滥觞。

皇城内廷御瓷被盗窃

光绪二十一年（1895）9月，北京皇城内发生一件颇令人咋舌的盗窃案。此案被盗贼偷窃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皇帝御用的瓷器。负责查案的巡视东城御史文博与张仲炘最终破案，上奏皇帝呈报全案来龙去脉。有意思的是，奏折刊载于《京报》后，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叻报》，于1895年12月28日再予转载。

据《叻报》报道，此案发生于九月初，孟顺儿与刘墨林两人商议盗窃内廷库房御窑瓷器。他们预先购置铁凿，溜进西华门后，跳入瓷器库旁边坍塌的库房，再凿开瓷器库墙壁，偷出10个瓷酒杯，一个破损，然后卖给在前门摆摊，一个来自宛平县叫段二的贩子，得九吊钱（一吊钱即一贯，相当于1000个铜钱）。段二后再把赃物以12吊钱转卖给王姓贩子。次夜，孟顺儿、刘墨林再从原来墙洞偷出30余个大碗，卖给前门摆摊的张续，得钱三两；孟顺儿分得11吊，余款刘墨林自得。第三日清晨，二人由原路进入，再偷出18个大碗，同样卖给张续；得钱18吊，此回两人均分赃款。

接下来两人再招来胡明海与李四入伙。9月13日，四人先溜进咸安宫，藏匿至二更，再偷出一挑瓷器，件数不清楚，先以包袱遮盖。待天明时分，孟顺儿与刘墨林轮替将瓷器挑出，从神武门逃离。此次两人将偷窃的御瓷售于鼓楼的永成斋古玩商吕得山，共得40两银子。15日，再以同样方法，盗出两挑瓷器，再买给吕得山，此次交易得银达110两，之后四人结伴到朝阳门外娼宿。

毕竟内廷库房也有官兵值班，所谓上得山多，其中三人，包括为其销赃的古董贩子等人，皆被查获，交由刑部并待圣裁。然而，晚清内廷包括御窑在内的盗窃问题，并非至此就停止，相反越演越烈，日后还有内廷太监集资在古玩市场开设店铺，倒卖宫廷用瓷与珍宝的案例。

清朝御瓷烧造、用途与库贮

从窃案，我们再来了解清代御窑瓷器的烧造、使用与贮存概况。清朝时，宫廷使用的瓷器数量极为庞大，且用途广泛，除了御膳，还包括节庆、婚丧、祭祀、赏赐等用途。烧造御窑瓷的经费，早期主要是来自江西地方税收，后来也动用关税，例如九江关（位于长江中游）的洋药（鸦片）税银。烧造宫廷用瓷的御窑厂，即位于今天的瓷都景德镇市中心。可惜，清代御窑厂今天已经无存。

清代御窑厂瓷器烧造的鼎盛时期是雍正、乾隆两朝。咸丰五年（1855），御窑厂毁于战火。虽然日后恢复生产，但工艺水平大不如前，更遑论雍正与乾隆的辉煌时期。即便如此，据《清宫瓷器烧造档案》记载，光绪一朝（34年）的瓷器烧造量高达102万件。其中用于两项非常重要的场合，即光绪皇帝大婚及慈禧太后60与70两次大寿。慈禧太后最负盛名的御用瓷，乃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向景德镇订烧的“大雅斋”款识（zhì）瓷器。

如此庞大的御用瓷数量，从烧造、解京（分陆路与水路）、库贮，早有一套完善的运作系统。就贮存来说，清宫内务府是管理御用器皿库存的总机构，在此之下的广储司瓷库，负责御用瓷器的贮存。清末时，御瓷分别由五款库、中库、东库及内库，四大库贮存。所谓五款库，即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的御瓷库。库房储存的瓷器数量虽庞大，但分类有序，登记明细，以便移动取用。另外瓷器库还须分别在月、季、年，造册上呈。

清末以来文物盗卖与外流

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带动帝国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兴起，中国对外连连失利，与列强不断签订丧权条约，导致古老东方帝国崩解。清末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此时工业发展缓慢，产品面对欧美、日本发达工业的竞争，市场顿失。中国陶瓷纵然是传统手工精致，外国陶瓷的生产速度与质量却逐渐超越中国。贫弱使到华人失去文化优越感与自信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导致国家文物外流。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时，皇城遭到毁灭性的劫掠。更甚的是，皇城以外的文物掠夺，诸如日后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等重要古迹，亦遭受池鱼之殃。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答应给予清室特别优待，每年拨款400万两补贴清室开销。宣统皇帝得以在紫禁城内继续其小朝廷的运作。事实上，民国政局亦混乱不堪，拨款过程中的亏空与挥霍，并无全数兑现。以溥仪大婚为例，为了办个像样的皇室婚礼，需耗银40万两。无论是清室或民国政府，都无能为力。因此只好将内廷收藏的珍宝抵押给汇丰等外资银行，无力赎回则遭受变卖。

末代皇帝溥仪与后妃，由于政治上失意，日常生活不如意即砸毁御用瓷器以泄愤。《清宫瓷器档案》便载有宣统十六年时（此时已经是民国13年，公元1924年），被溥仪砸破的瓷器件数记录。其记录文字口气颇有意思，例如：正月初六，万岁爷砸大碗一件；三月初二淑妃砸五寸盘一件；五月初四，砸大碗、五寸盘、黄中碗各一件；七月，皇后砸汤盘一件。这或许是溥仪与后妃们，对于昔日光辉一去不复返的内心苦闷写照。乾隆时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经计算过，官窑烧造一件瓷器需要花一钱多银子，实际上官窑的珍贵不在于料钱，在于匠作，万岁爷砸的是匠人的心血。

海峡华人订烧瓷

相较于皇帝御用的官窑瓷器，寻常百姓所使用的器皿，当然不可能有御窑厂严格督造的精美。此外皇家御瓷特有纹饰与年款也有规定，不容僭越。咸丰时御窑厂被毁后，造成大量窑匠流散，官窑工艺水平远远不如康、雍、乾三代。晚清以降，官窑瓷器流入民间，民窑大量仿造也非新鲜。富人殷商追求的，不外是贵族气质。

以晚清海外的华人移民为例，东南亚华人在经商致富后，会以捐官、买爵的方式来凸显其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穿着或使用的器皿也极力追求奢华。19世纪许多著名华商如马六甲的陈金声、新加坡的章芳琳、吉隆坡的叶亚来、槟城的林克全等，皆曾在中国订烧瓷器自用，这些定制器皿除了在器物书上其店号、姓氏、名字外，还书有其所捐买之官衔名称的。例如叶亚来订烧的瓷器上，除了书有其姓氏 “叶”字外，还加上“朝议第制”（即朝议大夫府第所订之器），显示他所捐“朝议大夫”之官衔。而这些订烧瓷在工艺和质地上，也极尽所能，饰以各种吉祥图样，衬托出其 “官气” 。

又如本地早年著名的侨领华商章芳琳逝世后，家属曾于1895年拍卖其遗物，其中有两件铜器据说是来自圆明园，居然在拍卖上卖得450元，出高价购入者乃洋人。这说明华人致富，也渴望与追求高尚文化，甚至是皇家品味。今天收藏界一般将晚清海外华人定制的瓷器，通称为 “娘惹瓷器” （Nonya Porcelain）或 “土生华人瓷器”（Straits Chinese Porcelain），实际上这是稍微狭隘的称法，因为除了海峡殖民地土生华人购置这些瓷器，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也购置。

本地早年的古玩商行

本地何时始有古玩艺术品商行，似乎已经无从知晓了。查阅报章，19世纪中叶，本地著名的华商胡亚基在吻基（Boat Quay）的店铺黄埔号（Whampoa & Co）内，便有售卖中国瓷器与油画。胡亚基与广州行商生意往来密切，店铺售卖的部分中国瓷器，可能是早年畅销欧美的广彩瓷器（以景德镇烧制的瓷胎，在广州加彩），与一般称为“贸易画”的中国油画。当年的广彩瓷并非古瓷器，而是当时用的日用瓷器。只不过由于其质感华丽，而闻名于世。

直到20世纪初，本地古董行业才逐渐兴起。1909年，西报上刊登一家名为H.L. Coghlan & Co.的拍卖公司广告，宣传即将举办一场重要的中国古董艺术瓷器拍卖会。拍卖的古玩瓷器种类包括：明朝瓷器（Famous Ming Period pieces），康熙官窑青花瓷（Royal Kanghi blue and white）、稀有的五彩瓷（Rare 5-colour）、黄釉彩瓷（Mandarin Yellow）。器型则有花瓶、碗盘、瓷板等。此次拍卖的顾客对象，似乎以居住在本地的洋人爱好或收藏者为主。可惜拍卖的古瓷来源，广告上并没有明确说明。

1917年，另外一则在中文报纸所刊登的古玩瓷器拍卖启事，却道出其拍品的货源。拍者是庄庆利拍卖公司，拍卖的地点在土库花园，即莱佛士坊。令人关注的是，广告强调其拍品由北京清室及热河行宫等处选运而来。包括古玩珠宝、玉器、玛瑙八宝、名人字画，宋、元、明古瓷，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五彩、粉彩官窑瓷器等。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新加坡中西报章上的古玩生意广告渐多，有些还是由个人从中国办货前来销售，包括有福州、山东、上海等地的古玩商。1920年代至1940年代报章刊登的广告显示，一些古玩行开设在乌节路及东陵地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设在东陵购物中心内的古玩店，有些还是从战前就开始经营了。

莱佛士博物院首办中国古瓷展

1913年，莱佛士博物院（今国家博物院）举办一项展览，展出由白礼德爵士（Sir Roland St. John Braddell）借出的明、清瓷器，展品中有大量的清代瓷器。白礼德曾将展品资料汇编目录，还受邀举办讲座，分享中国古代瓷器收藏的相关知识。

这项展览深受海峡华人的欢迎，以致宋旺相还将此事载入其《新加坡华人百年史》里。宋旺相抱怨新加坡的华人新客，极少愿意到莱佛士博物院去参观，因此失去观赏精美中国古瓷的机会。据《莱佛士博物院常年报告书》（Annual Report of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记录，当年展出的瓷器超过80件，而且绝大多是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代的瓷器。这应该是莱佛士博物院开馆以来第一次举办中国古瓷展。

博物院也在1920年的常年报告书指出，中国古陶瓷的价格非常高昂，莱佛士博物院并无丰富的收藏，当时约只有200件的收藏品，展示这些陶瓷器，亦需比较宽敞的面积。报告书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博物馆收藏的这些瓷器究竟是属于什么年代的。直到1936年的报告书才提及，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瓷，有许多是明代的外销瓷，烧造于16世纪；另外还有一部分属于17世纪，即清朝初年的产品。当年博物院也安排一项借展，展出30件的外销瓷，除了明代青花瓷，也有少量的宋代青瓷。

聚散乃因缘

通常收藏家购置古玩书画，都喜爱传承有序的珍藏品，也总希望自己的藏品能永世流传。然而聚散乃因缘，缘起而聚，缘灭则散。中国陶瓷外销到海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新加坡，无论是日用粗瓷抑或是皇帝餐桌上的御瓷，皆曾在这儿聚散。

上世纪50年代，购买中国古玩外销瓷的好地方，除了东陵的古玩店，再有就是结霜桥旧货市场。有些富贵人家或后代分配家产，或家道中落，把还值点钱的旧瓷器或家具变卖，有些流落于此。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古陶瓷收藏家韩槐准便曾经于此收集到不少古瓷。他在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里记述：景德镇之客货细瓷，遗留在华侨故家者极富，尤其以同、光二代之五彩瓷占多数，因过去华侨富有之家，多备各种细瓷，置于家中，为逢任何庆典宴客时，用以馔器，以表豪华，至20世纪初叶，其子孙多读洋文而洋化，此时东西洋瓷充斥市上，其祖父所遗留之中国细瓷，不合时髦，多贱卖与收弃物负贩者（Kalon guni），当时于黄昏之际，一到新加坡须涯路（Sungei Road，今结霜桥），即俗称之Robinson Petang（黄昏的罗敏申百货公司），可瞥见价格极贱之道光光绪间中国细瓷，并书画，陈卖道左或摊档上。

这位出生于海南岛的老华侨，在侨居新加坡时，除了钻研南洋历史研究，还留意收集中国古外销陶瓷，并且结合爱好于南洋古代历史研究。晚年韩槐准带着毕生收藏返回祖国，悉数赠于中国故宫博物院。虽然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数不胜数的官窑御用瓷，然外销瓷捐赠，韩槐准却是历史第一人。韩槐准凭着个人力量，以玩物并不丧志的心态，在海外写出一本相关知识的专书，并且把散落在南洋的古瓷介绍予中国学界，真是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