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30年来的南北电影交流，能有些什么启示呢？在台湾政府重视东南亚以前，新加坡已有民间组织热心推动两地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导演也把台湾视为电影朝圣地。
作者按：
1982年由四部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一般认定（为台湾）新电影的起点。笔者（殷宋玮）近日以本名林松辉及电影学者的身份，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孙松荣，合编出版了《未来的光阴：给台湾新电影四十年的备忘录》（台北市：害喜影音综艺）一书。此书以20个关键字，超越且增补过往论述中缺席的文化史及历史文本，包括新加坡曾经于1987、1988年举办的台湾电影节。下文勾勒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展示东南亚华裔导演如何在21世纪北漂台湾，形成南北向的电影交流。
1987年7月15日，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该年年底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一部关于日治时期庶民生活的电影──王童执导的《稻草人》（1987）夺得最佳剧情片奖，一部名叫《国父传》（丁善玺，1986）的影片获颁特别奖；侯孝贤的《尼罗河女儿》（1987）仅得一项提名并获奖（张弘毅，最佳原著音乐）。如同政治解严的跨时代意义，这些奖项也象征了新旧势力的交替，分别代表本土题材电影的崛起，爱国宣传片虽没落仍得顾及门面，以及1985年金马奖评审团“拥侯”“反侯”之争的持续效应。但政治宣传片显然已经没有市场了，翌年10月，《稻草人》和《尼罗河女儿》皆在台湾以南一个更小的岛屿登场，成为新加坡第一届台湾电影节的参展影片。
从新加坡北望台湾新电影
1988年3月，在新加坡电视台戏剧制作组任职的几个年轻人，因为热爱电影艺术，成立了一家名为“天地娱乐与文化促进企业”的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他们的第一炮即是举办台湾电影节，引进过去五年的新浪潮电影；此外，他们还和刚完成《落山风》（1988）的台湾导演黄玉珊的制作公司达成协议，打算合作拍片。在这些年轻人的视野里，台湾显然是他们电影梦的所在，是感召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之外，成立公司、筹办影展、计划拍片的活水源头。
有趣的是，当时已经呈现垂危之姿的台湾新电影，从新加坡北望或许依旧生气蓬勃。新电影运动诞生于1982年，在短短的五年间已呈露疲态。1987年年初，53位电影工作者与文化人联名签署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开宗明义表示“深深感觉到台湾电影实际上也已经站在转捩点上”，并且不点名回应影评人杜云之于1984年发表的文章《请不要“玩完”国片》，宣言结尾表明决意“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新电影运动在台湾岛屿上的窘境，在资讯流通不似今日般迅速的年代，或许尚未抵达南方的彼岸。
事实上，自1960年代以来，台湾的流行文化早已南下东南亚，于华族人口密集之处（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有不小的市场。从“双林双秦”（林青霞、林凤娇、秦汉、秦祥林）领衔的电影，到八点档电视连续剧（《保镖》〔1974〕、《满庭芳》〔1976〕、《一缕相思情》〔1977〕、《包青天》
〔1974〕），从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高凌风的流行歌曲，到或严肃（白先勇、郑愁予）或通俗（琼瑶、三毛）的文学作品，都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文化输出。随着台湾新电影的导演在国际影展上开始得奖，侯孝贤和杨德昌也成为影迷与文艺青年追捧的名字。于是，早在1987年2月，《童年往事》就参与了该年刚创办的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该电影节也在1992年，邀请前一年杀青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为闭幕电影，并颁发最佳导演奖予杨德昌。
台湾电影大举南下与昂首西进
然而，1988年10月由“天地”举办的台湾电影节却更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它虽然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同样属于民办活动，但是，以单一地区为对象的电影节，在当时多由各国外交单位或其所属文化机构筹办（如德国的歌德学院）。彼时新加坡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是1990年的事），而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出席“天地”举办的首届台湾电影节的代表团，曾拜访当时驻新加坡的商务代表蒋孝武（即当时甫过世不久的蒋经国的次子）。代表台湾到新加坡参展的一行14人，除了具有官方身份的电影图书馆馆长徐立功与新闻局电影处检审官陈德旺之外，还有万宝影业公司制片人张华坤、电影海外拓展部经理黄裕厚，中央电影公司公关余崇吉，导演杨德昌，编剧吴念真、小野和朱天文，以及演员孙越、杨庆煌、庹宗华、林秀玲与辛树芬。
巧合的是，1988年台湾电影节举行期间，正好碰上当地的日本电影节、法国电影节，以及由中侨集团主办的西安电影周；而比台湾代表团稍后抵步的侯孝贤，还和莅临西安电影周的张艺谋，一起接受新加坡唯一的中文日报《联合早报》的访问。那年2月，张艺谋的《红高粱》（1987）甫获柏林影展金熊奖，成为在世界三大影展（威尼斯、柏林、康城）先拔头筹的华语电影，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在威尼斯得金狮奖则是下一年（且不是可以预料）的事。然而，当记者问及“华人拍的电影……要真正做到广泛普遍的在国际上占一席之位，还需要多少时间”，张艺谋的回答是：“我觉得目前已经慢慢做到”，侯孝贤则自信满满地说：“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我是指在艺术性方面，你到欧洲跑一趟，就会知道”，可见当时的台湾电影不仅大举南下，也昂首西进。
言归正传，1988年在新加坡举办的第一届台湾电影节，12部参展电影涵盖了过去五六年的作品，包含被视为新电影滥觞作之一的短片集锦、1983年的《儿子的大玩偶》（侯孝贤、万仁、曾壮祥导），以及举办该年刚推出的新片《海峡两岸》（虞戡平，1988）、《落山风》与《怨女》（但汉章，1988）。此外，主办机构“天地”的董事苏华源表示，影展的目的“主要是想介绍台湾电影的‘新’面貌给星洲的观众，台湾电影不只局限于三厅或打斗影片”；但所谓的“新”，并不局限在（后来）被归类于“新电影运动”之下的作品──况且，从电影史及其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个“归类”当时也尚未出现或达成“共识”；并且对于身处新加坡的主办者来说，也应该不具太大意义。虽然以作者为中心的取向在选片名单里已依稀可辨（侯孝贤有三部，即1984年的《冬冬的假期》、1986年的《恋恋风尘》以及1987年的《尼罗河女儿》；而杨德昌有两部，即1985年的《青梅竹马》与1986年的《恐怖分子》），其他参展电影的导演则难以归类，包括于1982至1986年间、每年都有一部作品面世的张毅（该次参展电影为《我这样过了一生》，1985），以剪辑著称、首次执导演筒的廖庆松（《期待你长大》，1987），以及新电影运动发轫时已导过两部长片、却未出现在《台湾电影宣言》签署名单上的王童（《稻草人》）。
新加坡视野中的“新”电影
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从台湾南下的电影，是范围与定义较为宽广的“新”的台湾电影，而不（只）是狭义的、纯粹与“新电影运动”血脉相连的台湾电影。新加坡主办方观念中的“新”，显然也涵盖“新鲜出炉”之意；上述三部于电影节举办该年发行的电影，其导演要不是于后来关于新电影运动的书写中不被注意或被排除在外的（虞戡平、黄玉珊），要不就是兼具其他或许更为显赫的身份的（但汉章在拍摄电影前为著名电影杂志编辑及影评人），而这三位导演亦未签署1987年的《台湾电影宣言》。
这个不侧重新电影运动并以新片为主导的方针，在下一年的参展影片名单中更为清晰。1989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台湾电影节，共放映12部电影。除了继续补遗早几年的电影，从1984年李祐宁执导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1985年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虞戡平的《台北神话》与陈坤厚的《结婚》，到1986年的《我们的天空》（柯一正导），彼时两、三年的电影占了参展名单的一半，即1987年的《芳草碧连天》（蔡扬名导）、《金水婶》（林清介导）、《白色酢浆草》（邱铭诚导）、《惜别海岸》（万仁导），以及1989年的《风雨操场》（金鳌勋导）、《旧情绵绵》（叶鸿伟导）和《童党万岁》（余为彦导）。后面这六部电影的导演，除了万仁，新电影运动健将的身影已不复见，倒是《联合早报》的记者写了一篇回顾新电影运动的文章。该年的代表团由“中国影评人协会”秘书长刘艺率领，团员包括导演陈坤厚、林清介、叶鸿伟，演员邓安宁、尉庭欢、邹林林，官方代表章森。
就我所能查证的资料，这个由“天地”主办的台湾电影节只办了两届便寿终正寝；但有两个鲜为人知的轶事，可以证明新加坡与台湾在电影交流方面的后续连结。首先，上文提到“天地”公司的负责人，原本也有拍摄电影的宏愿；当时的公司总经理林廷，终于在2000年执导并演出《疯狂自由人》，该片不仅在台湾拍摄，也由台湾的金艺舍国际影视公司负责发行。其次，第一届台湾电影节举办期间，一个年方21、刚上大学并在《联合早报》写影评专栏的年轻人陈英豪，主动找上来参展的吴念真，相谈甚欢的两人，连续几晚在吴念真的酒店房间彻夜聊到天明，陈英豪还吃了早餐才告别；1990年代初陈英豪先到了孕育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北京电影学院念书，之后再到台湾成为吴念真初执导演筒的《多桑》（1994）的副导并演出一个小角色。
北漂的东南亚导演与南向政策的新可能性
在林廷与陈英豪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逾30年前已经启动的，新加坡电影爱好者对台湾电影文化的认同与倾慕；而这股电影的北向漂流，也见证于东南亚的其他国度。马来西亚的例子除了1970年代末到台湾念书的蔡明亮（1992年推出处男作《青少年哪吒》）；途经北美与新加坡再迁徙到台湾的何蔚庭（首部剧情长片为2009年的《台北星期天》）以外，还有2011年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主要拍摄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但也兼及剧情片（《菠萝蜜》，2019，与陈雪甄合导）的廖克发；缅甸的例子有拍摄“归乡三部曲”（2011年《归来的人》、2012年《穷人·榴梿·麻药·偷渡客》与2014年《冰毒》）的赵德胤，和同样聚焦家乡题旨的李永超（《血琥珀》，2017）；印尼的例子有拍摄台湾首部职业综合格斗纪录片《逆者》（2020）的陈文良。此外，新加坡的曾威量于台北艺术大学修读电影创作学系硕士班时，以短片《禁止下锚》（2015）获颁2016年柏林影展奥迪最佳短片奖，如今已成为台湾女婿且持续在台湾制作与拍摄纪录片（《庭中有奇树》，2021）；更有身处东南亚但作品在金马奖大放异彩的导演，如新加坡的陈哲艺（2013年《爸妈不在家》获最佳剧情片与最佳新导演）和马来西亚的张吉安（2020年最佳新导演），在在说明这股电影北漂的川流不息。
如今回顾30年来的南北电影交流，能有些什么启示呢？上述例子说明了，在台湾政府重视东南亚以前，新加坡已有民间组织热心推动两地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导演也把台湾视为电影朝圣地。而台湾官方的南向回应，却要等到2016年开始推行的新南向政策，才正式启航。根据行政院的网页资料，新南向政策包含经贸合作、人才交流、资源共享及区域链结四个部分，其中资源共享一项涵盖文化层面，“借由影视、广播、线上游戏，行销台湾文化品牌”。前车可鉴，民间的团体、个人的连结、情感的牵动，都可以让这股电影南北向的双向交流更为顺畅，更为持久，更为动人。
（本地作家，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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